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同年6月，上海市军管委接管上海交响乐团，更名“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同年10月8日，黄贻钧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指挥家，首次登台指挥交响乐团，演奏中国作品。黄贻钧师从中国第一代交响乐作曲家黄自学习作曲，先后修习小号、大提琴和中提琴。1938年，黄贻钧以小号和圆号演奏员的身份加入工部局乐队，是最早加入该乐团的四名中国演奏员之一。1951年，乐团又更名为“上海市人民交响乐团”，团中56名成员中，外籍乐师共占了16人。之后两年，乐团被编入上海乐团，改称“上海乐团交响乐团”，黄贻钧被任命为副团长。
现年90岁的温潭，是黄贻钧任职期间最资深的老乐手之一。1953年，温潭以印尼华侨身份归国后，先在上交拉小提琴，“文革”后为“响应国家需要”又改拉了中提琴，最后到了上交资料室工作。温潭进入上交的第一站，便是福州路近浙江路的菜场楼上。喧闹嘈杂的中央菜场，三楼以上竟别有洞天，一半是图书馆，一半是乐团的排练厅，三种气质完全不同的场所组合在一起甚是奇妙。
现年91岁的郑德仁是我国首位在音乐院校主修低音提琴的音乐家，也是这个冷门学科在国内的“元老”。在他的印象里，乐团是当时绝对的“外企”，外国乐师都是高薪阶层，资料室整理出的工资单动辄几百大洋，而指挥家梅百器的工资则高达1400块大洋。据他回忆，乐团当时的演出都在兰心大剧院进行，演出频率一周一次，“票价一块大洋，和当时在大光明看场电影的价格一样。”演出的售票对象是洋人和“高端华人”，500个座位的剧场常常满座。不过乐团当时已经有了“公益”理念，每周六在兰心安排彩排开放给音乐学院学生看。
1950年2月，已更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的上交，接连两日举行了皖北救灾音乐会，演出高芝兰、周小燕独唱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选段，因歌剧描写美国军官，又正值抗美援朝，演出受到批评，不少工农兵干部提出了解散乐团的决议。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批示，“交响乐是个好东西，不能取消”，乐团才被保留。陈毅还给乐团改善了条件，1956年，经他安排，乐团迁入延安中路陕西路的楼房，自此离开福州路菜场使用了几十年的排练厅，办公环境更好了。同年7月，乐团正式确立了“上海交响乐团”这个沿用了58年的名字。一年后，上交又从延安中路迁至淮海中路1708号（1982年，淮海中路南门关闭，乐团改由北门湖南路105号进出），乐团在此处驻扎了50余年，成就了名噪一时的“湖南路时期”。
常年负责上交宣传的曹畏，近日刚从岗位上退下不久。据他回忆，湖南路的排练场地能容纳三管编制大乐队。“无论是当时临时的排练厅还是如今专属的专业音乐厅，上交始终是走在全国院团前列的。”排练厅接待过许多著名音乐家和外国政要，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和扬·沃伊库、钢琴家安娜·车尔尼·斯捷潘斯卡、指挥家小泽征尔都曾在这间临时棚房与上交排练。交响乐总被视为接待外宾的重要方式，甚至英国前首相希斯还亲自指挥过上交。两位老人回忆，陈毅最喜欢听乐团演贝多芬，每次招待外国政要总爱演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后来觉得招待外国政要不能总不让中国人露脸，乐团里中国乐手人手不够时，就从音乐学院借调。
1950年开始，乐团里的外国乐手因拿不到高薪陆续离团。1958年，俄罗斯籍的首席小提琴泰保斯基回国，他是最后一个离团的外籍乐师。至此，乐团完全由中国演奏员组成。
黄贻钧接手上交后，乐团开始大量演出中国作曲家作品，由乐团首演的作品包括交响史诗《人民英雄纪念碑》、《抗日战争交响曲》，冼星海的《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等也都是在湖南路的排练厅中首次奏响。温、郑两位乐手回忆起曲目内容，“冼星海的《民族解放交响曲》第一乐章有很多线条”，“对啊，它象征海陆空三军要崛起嘛”……“当年第一次排冼星海的交响曲时，乐谱上笔误百出，又不敢擅自改动，黄贻钧带着乐队将错就错，但是实在离谱得演不下去，花了好长时间一一校对改正。”
1966年开始的“文革”期间，上交沦为“重灾区”。黄贻钧被迫离开团长岗位，乐手们开始带着乐器下基层、下农村，在舞台上穿着军装演“革命交响乐”，《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成为其最常演的两部作品。郑德仁之女至今仍然感谢上交对父亲的庇护，“ 文革 时把我爸从音乐学院调出来，在乐团里保护起来。音乐学院斗争更厉害，我爸脾气犟得要命，要是在音乐学院里让年轻学生揪着斗他肯定活不成。”
1978年以降，曾在“文革”中累遭批判的上交团长黄贻钧官复原职。因为“文革”中交响乐演出基本被禁锢，当上交开始恢复演出时，入场券常常供不应求，甚至出现了一套曲目连演三五场，场场售罄的盛况。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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