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背景研究，他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他认为户籍制度是把城乡分为两个世界的壁垒，应予以打破。，他认为土地改革应尽快健全法规，把很多事情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做到有法可依。当让他展望发展的大趋势时，他却选择立足于思索当前的实际问题，本期网易意见中国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部分采访实录
要避免行政性挂钩造成的危险
网易财经：关于现在增减挂钩的问题，很多省份现在进行增减挂钩，在增减挂钩的过程中其实就会容易出现农民被上楼的状况，对这个增减挂钩您怎么看？
周其仁：增减挂钩是2004年国务院转发的一个政策文件承认的一个政策。我了解这个背景就是各个地方都要求扩大土地指标，中央要保护十八亿亩耕地，要摁住，国土部夹在中间就憋出这么个东西来。你农村不是有很多建设用地吗？你来老跟我要这个城市建设用地，好，你哪个地方让农村建设用地收缩，我就扩大城市建设用地，那么在我看来，就逼出这么一个事情来，是事出有因的，我们这个半拉子改革里面很多矛盾，其中一个矛盾就是土地指标永远不够，因为我征的地，征地是要有指标的，我征来地就可以卖，就是钱呀，所以都要指标，这个很容易理解吧。指标又必须控制，不控制你把地都占了，他怎么交代？夹在当中憋出这么一个增减挂钩。
但是这个政策的设计，开始，你看你听这几句话就很模糊，第一，谁跟谁挂钩？谁来挂钩？主体是谁？它等于是拿一个地方作为一个单位，说你们省你们市有农村建设用地，也有城市建设用地，你农村缩小城市就扩大，问题农村建设用地它是有主的，主人什么意见呢？所以在这个增减挂钩落实的时候，它是由政府主导的增减挂钩，高度行政配置的，它确实已经发生，也容易发生你讲的那个，那好，我一听你给我指标就是收缩农村建设用地，那好，我啪啪怕去折腾农村，这确实发生了。
但是你一发生，底下就有抵抗，农民不干呀，基层不干呀，好，一顶，最后就憋出另外一条路线来，你要挂钩，你得听听我们的意见啊，我做主体，挂钩为什么一定就是行政挂钩，一定你拿去多少算多少，你定价呀，为什么不能交给市场定价？所以在经验当中我们发现，确实也有从行政性挂钩转向跟市场挂钩的这个动向，比如重庆的地票，比如成都灾后重建当中我刚才介绍过的那些案例，所以它存在着把行政主导的挂钩转化为市场挂钩的一个可能性，对后者我们是肯定的。
所以你要让我回答跟挂钩有关的东西，我先问什么型的，行政性挂钩就是很危险。
网易财经：但是现在很多地方的确执行的是一个行政挂钩的，你怎么告诉政府要进行一个市场性的土地增减挂钩，而不是说做行政性的。
周其仁：我们在成都研究报告里就写了，最重要一个环节就是要把确权作为挂钩的前提，不确权的流转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变成行政权力的囊中之物，这是我们对成都经验的最重要的一个总结，确权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你别去谈什么流转，谁流转谁呀？但是你要防止另外一个倾向，因为你搞市场性挂钩现象也一样的，农民也上楼了，住的地方集中一点，小一点，高一点，那个倾向本身我不认为错，中国那么缺土地资源，农民住二楼三楼四楼，我都不觉得是问题，很多人也觉得不可接受，这个我跟他们意见不一致，邓小平1980年就讲过，有条件的地方要说服农民住楼，因为我们国家耕地太少了，平地太少了，你为什么不能住楼？
所以我们最后发表的关于成都的经验报告里头，题目就是还权富农（音），你先要把权还给老百姓，这是农民的地，农民的房，真正的增减挂钩带来资源的节约，带来效率的提高，它是当事人能得到好处的，他干吗不干呢？他会干的，而且干得好可以干得很漂亮，这个我们也看到了，但是不要跟行政挂钩，干部什么带个柳条帽去跟人家又拆又打，把人家轰上去，也不管人家新的生活怎么组织，这个农民有意见，这个媒体批评是完全应该的，我只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做一点区分，不做区分眉毛胡子一把抓，这个很容易不是碰了这里就是碰了那里。
网易财经：您之前在最新出的《城乡中国》里对于中国城乡的发展大趋势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断呢？
周其仁：大趋势，我这个人不大会讲大趋势，我这个人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就是有问题看看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做法，基于这些做法然后来做点讨论，我基本都在做这个工作，下半部很大程度就在讨论这些东西，就是说你有很多矛盾，形成了这么一个半拉子工程，下半部有很大篇幅讨论，这个半拉子工程如果进一步往前改，可能性有没有，会遇到哪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在地方性的实验当中还是看到很多正面的东西，就是有希望的东西，如果把这些经验能够很好的梳理、总结、细化、完善，我们是有机会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半拉子工程再把它推向前进。
网易财经：就是说还是能解决掉这些问题的？
周其仁：经过努力可以解决，不是说完全没救的。
（采访：赵婷 文字编辑：庞晓波）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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