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背景研究，他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他认为户籍制度是把城乡分为两个世界的壁垒，应予以打破。，他认为土地改革应尽快健全法规，把很多事情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做到有法可依。当让他展望发展的大趋势时，他却选择立足于思索当前的实际问题，本期网易意见中国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部分采访实录
城乡二元制时代的终结
网易财经：您刚才提到一个户籍制度改革，这其实是一个帮助农民理清这些问题的其中一个政策，您认为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农民如果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那他从中得到的最大的利好是什么？
周其仁：这个身份限制就把人框在一个地缘血缘关系里头，这个是非常不公正的。凭什么给人划成什么农村户口，他的职业，你去看看现在农民的收入，大部分收入，农民的大部分收入也不来自于农业，非管人家叫农民。全世界也没有这个道理，他职业，这是一个分工，他种地是农民，他已经天天在中国制造给你造机器，给你出口，你还要管人家叫做农民，然后说城里的事儿跟你没关，这怎么行呢？说不通的，法制就是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个东西早该改了，拖来拖去，这次下决心改，我是觉得是好事情，这对农民是伟大的解放。
网易财经：之前其实也有很多机会提到农民的身份问题，一直拖到现在今年这个户籍的改革，之前的阻力是什么，现在看会不会依然面临这样的问题？
周其仁：一个是观念，还有当然有一些实际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实际问题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强调实际问题，然后就可以不动了，那这个是属于改革不作为，这个是属于施政当中要防止的一种倾向，它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它怎么就不能解决？
当然城市户口有一套福利，这个福利是过去这个体制形成的，这些年来我们进行城乡统一，统筹当中的很多改革，包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去农村的事儿确实政府不管的，现在左一项右一项管的也不少了，从义务教育、新农合、养老、低收入，只不过农村的整个保障水平确实是低一点，低一点是不是身份上就永远越不过那道门槛呢？我在成都看他们的改革我倒有启发，他说有差别，但是没有身份的鸿沟。
具体讲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这一圈农民他的房、土地如果市场化了，他有些收入，他再交一点钱就可以升到他的社保的上一档去，就跟我们一样，你再交一点，再可以升一档，过去不行，过去你是农村的，就升不到这里来，它完全把他看作两个世界，咱们现在把两个世界中间这个壁垒给它打掉。
当然你说一天就是同一个福利水平，那城市居民还不行；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刚性，你把已经达到的较高水平压下去，这开玩笑，对不对？可是你要把所有的人都提到同一水平，这财政上也做不到，筹资上也做不到。比较好的办法先把这个城乡之间那个死门槛先把它干掉，然后变成不同的保障等级，然后你有条件加一块，顶上来一块，有条件再加一点顶上来一块，由时间把它趋平；这里头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社会的企业承担的一部分责任，包括家庭自己缴一部分，一起来抬，只能这样。
网易财经：就是缩小这个差距。
周其仁：缩小这个差距，承认这个差距，但是不要把这个差距变成一个身份的门槛；我有钱也交不进去，这叫什么事儿？为什么？因为你是农民，农民只能入农村社保，打通，变成比如说15级、14级、13级、12级，然后再跟你过去的历史结合起来；这个里头有很多保障问题的专家研究改革的，有很多很好的意见，很多地方也进行了这种尝试，只能在这个基础之上，至于中央财政在这方面怎么能够更加可为一点，承担一个对整个国民的一个普遍的义务。
你比如说念书，为什么一定说这是安徽政府给他的念书的钱呢？既然义务教育是全国法律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应该享受的权利，到哪里念书都是财政给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去把这个账算好了，这样也可以增加这个流动性，也增加国民认同感，我们是整个中国的孩子，是这个国家让我们在这个阶段念上书的，这不挺好嘛；我们现在弄成了，我就是一个县的，离开那个县就寸步难行了，就啥也没有了，这个太窄了嘛。当然一步做不到，有些地方省里先打通；上海我看最近说跨省打通，就是你当地可以享受的，在上海也能报，这些都是在我看来都是往正确的方向在走。
网易财经：您刚才提到包括像上学、医疗这些资源，其实户籍制度本身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户籍跟你所享受的资源是捆绑在一起的，就是一个资源分配固化的一个…
周其仁：它不是资源，就是福利嘛，对，就是跟福利捆在一起。
网易财经：那就是说户籍制度改革，其实是把这个捆绑废除掉。
周其仁：要逐步的揭开，首先要把身份的这个壁垒去掉，没有什么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只有甲地户口乙地户口。你在哪里住着就注册一个户口，登记一个户口，这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你否则就变成一个依附性的，好像只能在那个圈圈里的人嘛。
网易财经：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打破一种资源分配的固化？
周其仁：对呀，它不是资源分配，是一个福利制度的固化，用身份去给国民划成三六九等，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为什么不好呢？它就是会降低人的努力，因为真正的经济发展要靠人的努；，你如果有身份，你努力没有用，如果你对一部分国民说你怎么努力也没有用，这等于是把我们最重要的资源动员能力就削弱了，很多人就说我再努力也没有用，反正我世世代代就是农民，那你想加到一起这是不得了的损失。而且公民之间没有公平感，没有公正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个讲下去还是蛮深远的，户籍改革决不是一个纯粹的什么经济资源利用效率范畴内的改革，它有更加广泛而深刻的意义。
网易财经：除了农民这个群体之外，更为关注户籍改革的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在特大城市的人群，比如像北漂或者在上海的外地人，在这种特大城市这样的户籍制度应该怎么样去改？
周其仁：这个事现在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想去的地方因为我刚才讲了，我们的资源配置按行政在配，行政配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级别越高的行政单位通常比较听中央的话。所以你说不供地他就不供地，结果呢，他的承载问题压力就比较大。而事实上他由于各种原因，大家愿意去，还不光农民愿意去，毕业的大学生也愿意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紧张。
你现在确实你去听听特大城市的市长们，每天的水呀、垃圾呀，供暖呀，确实是实际问题，所以它确实方向要坚持。实际问题就是实际问题，一下子你说了做不到也没有用；但是我的观点，我们还是要很好的探索特大城市怎么能够把它管理得更合理一点，增加它的吸纳量和承载量，这方面应该说还有余地。承载负荷高是事实，但是我们管理高密度的经济社会的能力，因为我们过去多少年这个农业文明就是个（42：52）的文明，我们对集聚起来的这个管理本领能力不强也是实情的一面，两面都要着力，让它不平衡能够收敛一点。
网易财经：您觉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户籍制度改革的结果是怎样的？
周其仁：理想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个现实的户籍改革是什么样的。我的看法就是方向要非常明确，中国今天已经世界第二大这个经济体，人均所得水平还比较低，但是会逐步提高起来，在这个时间点上，一定要把方向看清楚，就是不能再允许从发展目标来说，不能用一个身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划成几等，一定要去掉，这一迢遥达成高度一致的认识，这是一点，所以户籍制度是非改不可的。
改的步骤要有高度的经验性，要有渐进性，包括跟户籍绑在一起那个利益格局；到底哪些地方来承担？哪些中央来承担？哪些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承担以后怎么能够让这个支付能够有效？这个要有个探索过程。怎么能够把身份这个打掉，差别在一个时期内保留，但是逐步的收敛，这个是可以努力。同时许诺也不要太高，一步做不到的事情你都答应了，马上以为明天就可以做到，做不到大家反而更失望，这个也不好的，就是目标要非常明确，但是要承认，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多少年来在这么一个事情上就是不敢碰、不敢动，你要一天把它做成，现在基本上这次改革的方案是到2020年，全国大体上，除了几个特大城市，我觉得这个部署能够落实了不起，就是对多数，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城乡居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不能够让历史形成这个阴影，罩了一代人再罩一代人，笼罩在这个底下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效果，它会让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努力会受到损害；他会觉得没有用的，我们绝不能让我们的人觉得努力是没有用的，中国就是人多，如果在妨碍让人发挥努力这个问题上，这是不能开玩笑的，一定要尽最大可能让他受益。
（采访：赵婷 文字编辑：庞晓波）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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