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背景研究,他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他认为户籍制度是把城乡分为两个世界的壁垒,应予以打破。,他认为土地改革应尽快健全法规,把很多事情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做到有法可依。当让他展望发展的大趋势时,他却选择立足于思索当前的实际问题,本期网易意见中国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部分采访实录
土地改革的法规都要以农民自愿为前提
网易财经:其实还有一个和土地制度改革息息相关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的城镇化问题,其实最关心这个城镇化的应该是农民,农民想如果城镇化的话,我能从里面得到什么,农民能从这个城镇化中得到什么样的红利?
周其仁:第一你原来如果不到城市去,很多较高收入的机会跟你无缘。城市化最大的好处就是增长收入机会,人往高处走,否则就没有城市化这回事。城市化本身就是农民在争取他的劳力资源怎么能有较高收益的一个结果,这是农民从里头得到的最大的好处吧。
随着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刚才讲所有其他资源要重新配置嘛?有很多资源也是农民的资源,你比如说城郊地区农民就增加这个机会;如果像过去一样,你四川农民根本不能到深圳来,根本不能到上海来,根本不能到北京来;那你住在这个城市周围的农民哪有什么机会?你现在就有机会了嘛,把你们房子租给我住一住,我给你交一些钱,这不就是机会吗?这也是重新配置的一种收益。还有一种收益对于我在成都和重庆看到的,他走了,走了本来那个房子就烂在那里了,如果你有这个地票制度,他把那个房子平一平,复垦成耕地,把原来盖房子的权利放到市场上去标个价,也变成一笔收入;有了这笔收入,他进城买社保也行,子女上学也行,改善他自己生活也行,甚至可以做一点投资,这也是收益呀,所以城市化整个过程当中,不光是光房地产商可以在里头分一杯羹,所有参与方都会在这个里头分得一定的利益。
网易财经:我是觉得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都是依附在他的土地上生存的,现在把他由农民变成市民,他其实会有一个担心,就是他会不会出现既失地又失业的一个情况。
周其仁:所以非常重要,像涉及到宅基地的问题,法律法规非常重要有一条,就是一定要自愿。他不愿意的事情,他担心说我哪天还要回来,那就别流转,对不对?要弄清楚一条,允许流转不等于是必须流转,我们这个社会对很多政策安排有强制性的这种偏好。好了,要不就是不转流转,流转也变成强制性流转,这个开玩笑嘛,城市居民这个房子你是可以卖的,但是不等于你天天在那儿卖,你卖了你住哪儿去?我没处住我就得不卖呀,不卖也是他流转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呀,对不对,这个是含在里头的,所以不能混在一起讨论,他担心他就不卖呀。
但是你作为社会政策设计的时候,就不要搞混了;有人不同意卖,我们是不是就禁止所有人卖?那个不担心,不想再回来的农民他也是农民呀,他的权益也应该得到尊重啊,我们现在有点搞不清楚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说有的农民你看他回来没房子了,所以房屋流转就是不可以的,这个经济政策要孰重孰轻,几头都要掂量的。你保护了他一个,是不是损害了好多别人呢?怎么能够加到一起算保护量最大,损害量最小呢?这个要讨论清楚,谁不愿意,谁说你看我这把岁数,我到城里就打把工,赚点钱,我将来回老家来,这样的农民如果没有强制力量,他是不会轻而易举把宅基地,把他的房子转手的,他家里开会,他家里你以为他不讨论这些问题啊?他跟你我一样,都要前后左右思量的,由于是他的事儿,他考虑的比我们仔细,你尊重他的权利。要防止在城市化土地流转变成一个运动,变成一个潮流,变成一个谁都必须干,然后强制力在里头上下其手,这是坚决要制止的。
但是它不等于说允许农地、农房入市这个政策错了,它是执行这个政策的条件要以农民的自愿为基础;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发动舆论监督,要有司法来受理,保证这个过程当中的公正性。这个问题要分开来讨论,可以讲得清清楚楚。
(采访:赵婷 文字编辑 庞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