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异托邦和恶托邦

正如恶托邦的教训不该轻易忘记，我们也要继续提出非乌托邦化的乌托邦诉求，即对美好社会的渴求、对未来的希望。或许，我们要的正是非同构型、异托邦式的乌托邦想象。

陈冠中

本文想象自己是在非乌托邦非恶托邦的异托邦世界里尝试做社会创新思考，不规避公然谈论大量争议性的后马克思与“后后现代”理念，把西学理论术语以半熟半生的华语变奏演绎，冀求找到潜在的进步含义、爬梳出意想不到的线索、勾兑出或许有用的思想，或者说，让语词从存在的家园出走到思想的江湖。这一切都不仅仅是为了陌生化，也是为了使思想及意义有可能溢出感知分割的宿命。

感知溢界、想象过线加上说三道四，是可以很有颠覆性的，中外古今皆知，所以管治者都不喜欢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人说三道四，尤其是不按本分、不顾身份、不懂规矩的人说三道四。在柏拉图的城邦里，不晓得如何扮演指定角色、说三道四还要诉诸文字的人会被驱逐。在他的理想国，每个人只有一个角色，所谓一人一艺，谁不守本分谁得咎。当然，哪一人该干哪一路活，如果不是天生注定就是统治者规定。用现代说法，学生就该好好的当学生、工人就该做工人，农民就是农民，外劳永远外劳，各有指定动作，不准僭越，严禁角色混淆，此之谓一人一艺（一活、一角色、一专业、一功能），仿佛这样天下才能大治。有大中华观念的，此时可能会联想起中国古代的耕战秦政、四民（士农工商） 汉制，或今天的户口制度。有本土城邦意识的，可能会记起管治者规劝学生应好好呆在学校上课少管闲事，记起香港立法会与特首选举委员会的功能代表制以及本地永久居民针对活在同城的外劳的例外化次居民处理。不过，这个所谓大治也永远只是方便统治者（与既得利益者）的管治，因为他拿到的是好筹，他的专利技艺是统治别人。柏拉图也留了后路给自己，他自封哲学家，而说三道四则是哲学家的专艺，他可以当国师指点江山，其他智商等而下之者开始说三道四则城邦乱矣。这种区隔感知、规训想象、分配工作、限制论述、不准一般人说三道四的柏拉图式国度，当然也不会欢迎自下而上的社会行动。甚至，朗西埃一类思想家会认为一切层阶式统治秩序和压迫——对朗西埃来说几乎没有不压迫的层阶式秩序——都是柏拉图式的，柏拉图在朗西埃眼中是反动派的一代宗师。

感知分割既是论述与经验的框框条条，也是对肉身的支配（想想户口制度、强迫搬迁） 、对隐私的“警察”（想想斯诺登的揭发），以维护某种层阶式和排他性的秩序。新常态的管治技能——全景监控、程序化操作、层阶区隔、网格化管理、大数据追踪、肉身支配、隐私警察（以下简称“全程层网大肉隐”） 让不对称的宰制几乎无处不在，管治秩序的警察化是常规而不是例外，而资本与权力的创意勾结，分配正义不彰，强国以强权代公理，生命与地球逻辑不受尊重，多世纪以来先贤争取的“世俗主义、人权、民主、平等主义、国际主义、社会正义”，依然是现代未竟之业，好人缺乏信心，邪恶张狂之极，连正派一点的社会都无以为继，不用说在人类强力改造下的“人类世”更恐怕将难以持续。

问题永远不只是描绘世界，而是如何改变。

改变还有可能吗？

说到这里，福柯分子可能弄不清楚我是他们的一分子还是想要颠覆福柯的朗西埃分子，而两者大概都不满意我的带自由主义色彩的用语（其实上文的世俗主义、人权、民主、平等主义、国际主义、社会正义等词出自艾蒂安·巴里巴，都有左翼根源），以及哈贝马斯式的问题意识（把问题看成现代未竟之业而不是如某些反启蒙者把现代等同问题本身）。我觉得我想说的远比“都是都不是”这种标签式归类复杂。正如马克思之于资本的解剖，我觉得福柯对权力的拷问及对制度内微反抗的肯定在肉身全景高科技管治的今日世界是有启迪意义的，但要避免福柯的解放无望论述带来的超级忧郁则不能依靠那个令人同样莫明沮丧的弄虚幻的鲍德里亚，或那些拒绝吸收古拉格教训的搞虚妄的神学家如当代柏拉图粉丝巴迪欧 （以及理论口炮红人齐泽克）。这个时刻来点哈特与奈格里的“杂群”（亦作“诸众”）或许有安慰作用，但若改而玩一次急进自为的朗西埃转向，或齐泽克式让想象踩过界的“行为”，或包罗·维尔诺式的欧陆自主行动分子的变脸，则大概才能够驱动更多人站出街头、勇武抗争、践行各种“抗命”，譬如社区抗命（社群主义之一） 、族群抗命（社群主义之二） 、行业抗命（利益政治之一）、利益受损者抗命（利益政治之二）、工团抗命（阶级政治之一）、阶层抗命（阶级政治之二）、弱群或少数群体抗命（身份政治之一）、世代抗命（身份政治之二）、杂群抗命（无政府） 、社会进步诉求抗命（人道主义、平权、动保、环保、国际主义等等）、诸众或跨阶层串联式抗命（群众运动、统一阵线、人民阵线）——总之，多种不同主体性但诉求有时重迭的抗命。恰恰在朗西埃式的政治作为例外的此时此刻，这些都是典型行为，也即非常时期的正常行为，往往预期着改变游戏规则的大事件。朗西埃常强调这种他心目中的真正“政治”（余下都只是“警察”）是突破性的，是无份者在要求持份，或用齐泽克对大事件的说法就是事件的效果超过了它的成因。

说到这里，华语世界的一些自由派公知（如果他们竟然还没放弃看这篇文章的话）大概会问：“做好转型研究没？”朗西埃可能不屑去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他除了行动之外还是行动，不相信任何可以累积的社会成就。齐泽克大概会一番奚落问问题的自由派但自己一贯给不出正面答复，而杂群论者和自主行动论者都会祭出集体自组织（无国界无政府非形式化的大同社会）。可是，这样的态度或答案会让大多数哪怕是乌合的杂群认可吗？难道当他们走上街头或高唱“你可听见人民在唱？”的同时，杂群就不能够事前已经内在化了某些实质价值观及对明日布局的一些哪怕是非终极选项的想法吗？经过一百多年的乌托邦湿梦和恶托邦噩梦，谁能阻止还有点集体记忆的杂群也要问这个问题：革命的第二天怎么办？

我在两篇探讨中国左翼传承和现状的访问中，除了慨叹部分中国自由派只看自己门户的书外，也试图提醒新左翼社会行动者应多注意近百年来中外实存的相对实质的社会民主运动，不要太过痴迷以法国人为主的理论大师。我还说过，与阿尔都塞有关的那群理论家中，巴里巴才是粤语说的“够秤”或北方话说的“实诚”人。巴里巴强调平等与自由既是并生也必须继续共存（他创了一个合并词: equaliberty），他不怕用“社会福利、平权、教育、道德和宗教宽容”这些不太酷的字眼，直言主体之后就是公民登场而公民与平等、自由、民主是不可分的，他对“世俗主义、人权、民主、平等主义、国际主义、社会正义”这些概念和范畴不离不弃的深度检讨，都对我这样在北京想中国问题包括香港问题的人更具实质意义，亦有助于各方真诚的知识分子、社会行动者找到共同话语、重迭共识及连手节点。当然，巴里巴刚好就被巴迪欧讥为改良主义者，这恰恰反映了虚妄的革命修辞与高调无助于社会行动。

固然，杂群论者和自主行动分子也都不想沾霍布斯以降的“人民”两字，他们主张杂群民主而不是人民民主，强调差异性的杂群而反对同一性的人民，认为人民一词共生了带压迫性的主权国家包括治权政府——多少罪行假借了人民之名，在法兰西人民缔造了共和国之后的第二天，而斯宾诺沙的杂群一词恰与这样的民族国家人民相对峙。不过，很多现实里的杂群却主观地偏爱感觉自己是人民，例如台湾反服贸的杂群就自称人民，而诸众所想象的民主往往也只是一国或一制内的民主，包括形式上的制度性民主，是挑战而不是翻转现存的一切政法建制和层阶秩序。

这里存在着对社会行动的过程与结果的两种认知，近似尚塔尔·墨菲所说的两种左翼政见本体论。第一种是假设无产阶级或杂群最终可以内在的自我救赎一跃跳过政府机制与主权国家而建立和谐的大同社会，一劳永逸地消解一切社会矛盾，第二种认定凡是真正多元的社会，分歧永远存在，不同社会力量的相互碰撞抵触是难免的，政治就是葛兰西式的争取领导权，战场既在体制外也在体制内，既在街头也在议会及建制，既在“精神”也在物质层面，为了争取领导权，各阶级或各杂群有时候需要经营行动的节点甚至组织联合阵线，协商达成哪怕是阶段性的核心价值观、重迭共识与目标，就算不直接自称人民（集体意志、团结齐心、同舟共济、同一性）也要有“我们”意识，也就是建构了对立的“他们”，这也是之所以最后夺得领导权、代表了人民的不一定是反对派，也可以是建制派，不一定是民主派，也可以是法西斯，可以是解放性的也可以是压制性的。

循此进路，如果马克思是第一种认知，韦伯则是第二种认知，哈特与奈格里、维尔诺、共产神学家是第一种，葛兰西、墨菲、巴里巴以至社会民主派甚至以赛亚·伯林皆是第二种。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普鲁东式的自发合作式无政府主义、自由至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儒家和谐观也算是第一种的变奏。第一种认知意味政治领域最后的终结，第二种认知则表示政治纷纷攘攘争来争去、争歭停不下来才是真正多元社会的常态。

墨菲（以及厄尼斯特·拉克劳）自己认可第二种左翼政见，肯定多元性，不回避社会差异，但要化施密特式你死我活的敌我政治为与对手共存的对峙型民主政治，包括但不拘泥于普选代议制民主、协商民主、共和式参与民主、公投民主、直接民主及杂群实时行动式民主，认为民主政治是建基在真正的多元分歧和争锋之上的。

如果第一种认知还有乌托邦与恶托邦思维的印痕，我觉得第二种认知则体会到我们是身处于一个既非乌托邦也非恶托邦的胶着状态。此时诸众的主体性正在从乌托邦湿梦或恶托邦梦魇之中缓过神来，半梦半醒，性器官已经有感觉，似乎以为可以主导梦境的故事发展，甚至仿佛听到远处传来的“你可听到人民在唱？”的歌声，有的人也可能凭意志一举醒过来，或惊魂未甫的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