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规中矩：明初以来的中朝宗藩关系

明清中国同朝鲜王国之间，维系的是在明初建立起来的一种君臣父子的宗藩关系。朝鲜循规蹈矩，处处小心谨慎；而中国对其也是礼待有加，恩典不断。这便是中朝宗藩体制运行的一个大概的模样。

王元崇

1894年，即大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27年，农历甲午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叛乱，朝鲜国王请求清朝出兵助其平乱，日本根据1885年和中国签订的有关朝鲜的条约，也出兵朝鲜。很快，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战火迅速烧至中国本土。最后，中国战败，李鸿章麾下经营了十多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被迫于1895年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该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对日赔偿两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为通商口岸，等等。这便是甲午战争的一个大概。

到现在，120年过去了，这期间中日韩三国的命运，连同整个东亚世界的秩序格局，迭经剧变，到了今天这种表面相对平和的局面。然而，三国围绕甲午战争的恩怨情仇，却犹如幽灵一般，在当代交往中如影随形，时时让人察觉东亚世界暗流汹涌。中国的甲午情结，又在这三国中最为浓厚，只要一提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国人无不扼腕捶胸。之所以会如此，概因在此战中，中国以一老大帝国惨败于东瀛弹丸小国，赔款割地，昔日天朝颜面悉数扫地，而战后局面更是每况愈下。因此，国人反思此战之际，尤感千古不可承受之痛，不惟将其视为百年耻辱之首，更视之为“弱国无外交”的典范。

在这种普遍的情绪和当代的历史知识格局之下，我们纪念甲午时候的种种，总不出中日两国的对立和中西两种体制的对决。此战留给一般国人的印象，也就不外乎清朝的腐败无能、中国的惨败、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日本的藉此崛起，等等。在这120周年纪念之时，我们是否要继续沿着这老套长吁短叹呢？

这120周年的纪念，对当代中国人而言，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历史背景，即所谓的中国“崛起”，及其对东亚乃至世界秩序的潜在挑战。如何看待这个“崛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但中国已经以大国姿态跻身世界格局，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此之际，我们回首甲午，也应重新以大国的角度，审视当年的清代中国，还原历史上的东亚图景。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再多的讨论和反思，也将于国无补，于民无益。

在这种大国的蓝图之下追溯甲午之战的源起，我们需要做的工作非常之多，而且很多内容，都关乎当代中国人对近代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理解。这其中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清理晚清中朝关系。中国的甲午叙事，往往偏重中日对战，严重忽略了中朝交往，朝鲜这个主角几近被埋没殆尽。

中日之战本因朝鲜问题而生，要谈甲午，必谈朝鲜。此战之前中朝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战争从朝鲜开始？为何我们一直描述为“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第一条，竟不谈中日关系，而去厘清中朝关系？很多人对这些问题不甚关心，或者不甚了解。倘若我们点明中国当时和日本一样，在朝鲜拥有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这些史实，恐怕也会让很多人大吃一惊，因为这不恰是帝国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所施行的么，为何中国竟会在朝鲜拥有这些权利呢？在外界对中国“崛起”异常警惕的时候，这些问题无疑值得我们认真梳理和思考。

要解答这些问题，必须对明清时代的中朝关系有一个基本了解。为什么要上溯到明代呢？因为朝鲜王朝从1392年建立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前后延续了518年；而这期间，中国经历了明、清两朝。明清中国同朝鲜王国之间，维系的是在明初建立起来的一种君臣父子的宗藩关系。

朝鲜建国的1392年，是明太祖朱元璋治下的洪武二十五年，朝鲜遣使当时的明朝首都南京，要求同中国建立从属关系。朱元璋虽然钦定该国的名字为“朝鲜”，但他并不乐意收朝鲜为藩属国，甚至责备朝鲜的一个谢恩使李恬跪姿不正，当场把李恬打了个半死，赐药后才让他苟延残喘地活着回国去复命。一直到了建文皇帝以及永乐皇帝即位之初，两国的这种关系才正式建立。永乐皇帝赐给朝鲜国王九章冕服，这是明代对待宗藩亲王的服制，朝鲜君臣也认为此种恩典“秩比亲王”，所以两国间所建立的是一种宗藩关系。

宗藩体制是建立在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基础上的，源于西周的宗法封建的制度，即天子在京畿之外，由内而外渐次分封，天子和分封诸侯双方有一定的制度性礼仪交往。不少学者怀疑这种制度起源这么早的可靠性。而且，宗藩体制在不同朝代时期也有不同表现，确实不能一概而论。明朝之前的到底如何，权且不论，但明朝在这方面，的确是照着古书来恢复中华旧制的，自天子以下，宗法封建，搭建了一套宗藩体系。外藩属国，虽然不比国内的藩国那样同朝廷有血缘联系，但明清两代往往将朝鲜视同“内服”，即内藩，恩宠有加，远非他国可比。

在明代以降的这种体制中，中国是天下中心，是“中华”、“天朝”、“上国”，中国皇帝即天子，是唯一的无上权威。朝鲜国王乃是替天子守边的藩臣，同天子是君臣父子的关系，其治下的朝鲜是中国的外藩或说属国。与这种天下秩序相绑定的，是一套文化上的华夷观念，即中国是文明所在，藩属国均系蛮夷之地，所以朝鲜从华夷秩序上说位列“东夷”。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朝代，但没有一个朝代的正式国号叫过“中国”。中国主要在外国人面前才称呼自己为“中国”，乾隆皇帝曾在1767年的一份谕旨中曾特别指出过这一点。“中国”本来是“中央王国”之谓，所以中国史上那些欲为天下万国之主的朝代，历来都需要外围的藩属对它的中心地位进行界定，方能自称“中国”。如此一来，在宗藩体系内，便产生了一种双边的义务，就是字小事大。

简单来说，中国对朝鲜实行的政策，叫做“字小”，即怀柔和保护小国；而朝鲜对中国的政策，叫做“事大”，即侍奉和礼敬大国。具体操作上，朝鲜使用中国皇帝年号来记载年份，采用中国历法，并派遣贡使携带贡物到北京朝贺新年、皇帝生日（即万寿圣节）、恭请中国历书等等。朝鲜国王、王妃和世子，必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方能获得正统名分。届时，中国皇帝会派遣钦使到朝鲜首都汉城（今日的首尔），举行册封典礼；对逝世的朝鲜国王、王妃等，皇帝也会遣使赐祭。

但是，中国一般不干预朝鲜内部事务，朝鲜国王对于本国的政教禁令，完全自主。和朝鲜一样的外藩属国，还有越南、琉球、暹罗（今泰国）、缅甸等等。越南和琉球是和朝鲜最像的两个属国，同样使用汉字、举行科举、采用中国历法、遣使赴京朝贡，等等。其余国家，并没有严格遵循宗藩仪制，甚至于像暹罗，还和清朝之间围绕“进贡”以及“金叶表文”存在着根本的认知差别。但是，即便是同样汉化极深的越南，它也有自己的一套对内称皇称帝的做法，连本国宫殿的大门也敢自命为“午门”。这些现象，在朝鲜这个谨守圣儒礼法的国度，从来没有发生。朝鲜循规蹈矩，处处小心谨慎；而中国对其也是礼待有加，恩典不断。这便是中朝宗藩体制运行的一个大概的模样。

（作者系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