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江南作女”茅威涛“作”出名堂

早报记者 潘妤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30周年展演，上海大剧院门口这几天每天都人头攒动，戏迷们早早地拉着横幅站在剧场门口，大剧院门前也总是云集着上海的各路文化名人。两场《二泉映月》演罢，小百花日益让人叹为观止的舞台美学和茅威涛日益出神入化的表演，让观众散场时不免惊叹。而剧团最为经典的传统代表作《五女拜寿》和向经典致敬的新版《梁祝》从昨晚开始上演，让剧团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两场戏票早早地被一抢而空。

与此同时，关于茅威涛和小百花的评论也铺天盖地地发生着，这一次，声音都从民间而来，而且有着激烈的争论。尽管30年来，对于茅威涛和小百花的争议从来不曾停止，但这一次，引起舆论关注的不再是戏剧界的专家们，而是那些和越剧戏曲保持着一定距离的观众和评论者。

在上海大剧院的后台，刚刚演罢《二泉映月》还来不及完全卸妆的茅威涛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让她高兴的是，这一次有这么多针对她和剧团的评论。她甚至主动提起了这一次发生在北京的激烈争论，“我很高兴，因为这些是真正的艺术评论，而不是我们组织来的专家意见。这么多年，我这个有名的 江南作女 ，也算终于 作 出了点名堂。”

“我对表演的追求

始终以塑造人物为第一”

东方早报：《二泉映月》的表演又是一次有难度的突破，和传统越剧小生完全不同，和你以前演的也完全不同。

茅威涛：在这个戏里，你看上去没有越剧程式，其实还是有程式的，比如阿炳刚开始出场的时候，我用了一些娃娃生行当的表演。然后有一场戏是搓步，我膝盖不好，导演和我说不行就少跪两步，我说不，下面不鼓掌我就一直跪下去。虽然没有水袖和靴子，但阿炳手里的那把胡琴，其实就是刀枪把子。我排戏的时候甚至想起了姜文在电影《芙蓉镇》里扫地的那场戏，他拿着扫帚跳舞，也给了我很多灵感。我们一直说，越剧的奶娘是昆曲和话剧。但总的来说，我想在这个戏里把越剧的程式化和现代舞的东西结合起来，比如烟馆放荡那场戏，里面有很多形体动作是越剧里没有的，都是我从现代舞里借鉴过来的，用肢体表达情绪。

东方早报：但是在唱腔上相对之前几个新编戏回归了尹派传统？

茅威涛：这次的唱腔设计特别顺，我们借鉴了一些锡剧滩簧的东西，还有二泉的旋律，然后出来的东西特别自然，并不刻意。

东方早报：这么多年，你的每个角色都很不同，从《孔乙己》到《江南好人》，再到《二泉映月》，反差和挑战都很大，而且都不是传统那种美的人物，那你对表演最终的追求是什么？

茅威涛：不是说我是“史上最帅阿炳”吗？（笑）其实帅是从骨子里出来的，他们还是小生行当的人物。但是艺术是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每个人物的形象设计都费了很多心思，像这次毛戈平给阿炳的化妆设计，连眉毛都是不同的，他觉得音乐家应该有一种飞扬的感觉。《江南好人》和《二泉映月》演的都是民国人物，我觉得很有意思，甚至有人建议我再塑造一个民国人物，可以排一个“民国三部曲”。对我来说，所有的表演手段其实都是为人物服务的，塑造人物是第一的，这就是我对表演的追求。

“最高理想是越剧站在国际语境和其他艺术对话”

东方早报：这次浙江小百花30周年，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茅威涛：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我们剧团并不容易，越剧在浙江，那种记忆和情感已经断层了。但我们一直在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有很多事情可能要隔开一段时间才能回过头去评论它，就像《孔乙己》这样的戏，可能我们要等到10年以后的今天，才更能看清它的价值。而20年前演《西厢记》，我们差点被上海观众骂下台，但我们来封箱演出的时候，观众是这么喜爱和接受。我想像《江南好人》这样走得比较远的戏，也是要过很多年以后来看，才更能看得清。我们这一次庆生，其实也是一种总结，就是看看30年了，我们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如果我们连庆生的勇气也没有，那么就说明过去30年我们白做了。

东方早报：你刚说30年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你自己觉得该怎么总结这条路，或者说期望它是条什么样的路？

茅威涛：越剧是戏曲里的一种，但我更希望它是中国戏剧的一种，其实这30年一路走来，我的最高理想就是，越剧能够站在国际语境里，和所有的艺术对话。但我们现在还在开疆辟土中，在这个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情其实是观众群的更替。因为我真心期待更多的观众能够来看我们越剧，欣赏我们的艺术。我们的作品在变，观众也在变。在这个过程中，新老观众和作品之间总会有一个摩擦的过程。你看这两天，北青报（编注：《北京青年报》）连续出了三篇评论我们戏的文章，都是很激烈的观点交锋，中国戏曲学院傅瑾老师也写了一篇，我今天在网上又看到了一篇作者是策展人的文章。这些评论让我特别高兴，因为我们真的在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自发的艺术讨论，而不是我们把专家们组织起来发表意见。

东方早报：正好想问问你对这些评论的看法？

茅威涛：我觉得这些观点都是针对艺术本身的评论，所以很难得。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等我这次的演出结束，我想我会有一些个人的回复和看法。我之前看到过张敞有一次对我《陆游与唐琬》一个表演细节的评论，当时我就觉得很难得，因为现在太少有当年齐如山对梅兰芳表演那样的评论。这一次他质疑的是《梁祝》里繁复的美，但我其实很想和他从美术方面来商榷，因为我们的舞美设计黄海威是留法的，他在这个戏里的设计很有油画的感觉，但骨子里又是中国的，所以很像赵无极和林风眠的画。但这一次《二泉映月》，它在美学上是水墨的，是齐白石那样的，很中国，所以大家就普遍比较接受。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张敞还是周黎明，他们其实都还是从书斋的角度来做评论。当然傅瑾老师也书斋，但是他和我认识很多年是我们的好朋友，他说，我这些年创作演出的这些剧目，对我个人是一场豪赌，我是在赌越剧的当代影响和历史发展，而押上的赌注，是我的艺术声誉。我看了这篇文章，觉得他真懂我，这就够了。但是我想和傅老师说，如果真的有康庄大道，那我为什么还要豪赌？如果要我天天演何文秀，我只要扮上妆登台就能演，根本不需要花力气动脑筋，可是为什么我要去折腾？就是因为演一辈子何文秀他还是何文秀啊，不会有本质的变化！但我们在今天是要把美剧、韩剧的观众拉进来看越剧，这得有多难啊？！

东方早报：这30年，你和剧团都在变化，但应该也有不变的东西，能不能谈一谈30年来的变与不变？

茅威涛：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变，所以这种一直变也就成了不变。我们当年成立浙江小百花最初的28个演员，都经历过传统戏曲的边缘化，这是对所有戏曲演员的摧残。像何赛飞、何英、夏赛丽、陶慧敏，出国的出国，拍影视的拍影视，经商的经商，也有已经去世的，真的就好像大观园那样，走的走散的散。所有人都在人生坐标上迷失过，但经历了这些磨难和磨砺，最终成就了我们的今天，我们越来越珍惜曾经的拥有。我想说，我们好像是在不断地变，但不变的是我们所有人因为小百花而改变命运的感恩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