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靖江
6月22日晚9时,在上百位观众的掌声中,民族志纪录片《摩梭转山节》的导演交流环节结束,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校园举办的第一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最终落下了帷幕。这场为期不过两天,却开设了四场主题研讨会,放映了20多部影片的学术活动,似乎是一场微型的人类学电影节,参加者们经常抱怨抉择的不易:是去会议室听一场大牌学者云集的研讨会,还是去放映厅看一场非常罕见的民族志电影,抑或是前往博物馆——那里有乡村影像的作者正在展映他们在卡瓦格博雪山脚下完成的新作。这种在通常的学术活动中难得一见的盛况,似乎彰显着视觉人类学在学界与公众之中受欢迎的程度,但惟有此次论坛的操盘者们才清楚:在繁华表象的背后,是这门人类学边缘学科人才流失、学术荒漠化的濒危现状,及其寻求突围与发展的迫切情势。
视觉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又译为影视人类学)是国际人类学体系之中方兴未艾且交叉广泛的一门分支学科。它既通过视觉载体(如影视、图片等)记录与描述人类社会的文化变迁,也对浩瀚丰厚的人类学视觉作品进行学理研究与文化阐释。视觉人类学从影像创作的维度,可追溯至近百年前的图片摄影与无声电影,如爱德华·柯蒂斯拍摄并出版的20卷本图文巨著《北美印第安人》及其担任导演的影片《在猎头者的领地上》,或者罗伯特·弗拉哈迪摄制的纪录电影《北方的纳努克》,如果从学科创立的维度,则只能上推至1973年的芝加哥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大会,与会者以宣言的方式,宣告了这一将影像创作为研究方法的分支学科在人类学体系当中的确立。
中国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建立,更是迟至上世纪80年代末才悄然起步。1994年,作为中国民族学学会二级分会的“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成立,在官方设置的学术体系中给予了这一新兴学科一席之地,然而20多年的视觉人类学发展史却并不顺遂:专门人才屈指可数,学术成果乏善可陈,在人类学的教学体系中可有可无,在学术科研体系中更是身份尴尬:以影片形态呈现的影像民族志从未被纳入到学术评价系统之中,也就是说,即便某位视觉人类学者的影像文本足以展现其人类学的学术功力,但是在科研主管部门的评估表中,仍然是毫无意义的闲篇。正因如此,当本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开幕时,陷于失语状态的参会者竟然大多是各个高校的影视人类学教师——因为他们大多已经在学术上另辟疆场,反倒对于这门“鸡肋”学科丧失了表达的力量。
面对这片贫瘠的学术土壤与“丢盔卸甲”的学人现状,论坛组织者试图通过一场“高概念”、“多领域”的学术活动,重新激活视觉人类学的活力,将这一原本具有无限生机,却受制于学术评估体系难以舒展的人类学分支,纳入到更为广阔的文化场域之中。正如论坛发布之《会议通告》所言:“在数字影像飞速发展的当代,视觉人类学在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实践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记录与保护、运用影像媒体对中国文化深度表述,以及乡村影像的文化传承与社会赋权等领域,视觉人类学都发挥着深远的学术影响力,产生了积极的社会价值。”
正是基于这一立场,第一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设立了“视觉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视觉人类学与文化遗产保护”、“视觉人类学与影像传媒”、“社区与乡村影像”四场专题研讨会,广泛邀请了来自海内外知名人类学家、政府官员、NGO代表、媒体人士、独立制片人、社区影像作者,共同参与到这些既具有理论研讨价值,又直面中国社会与文化现实的议题当中,从各自的角度切入,展开全方位的讨论与交流,达成以视觉人类学为核心的文化共鸣。
与会议单元同时举办的,还有“人类学电影的内在动力”、“卡瓦格博地方影像志”、“田野中的人类学家”、“青年行动影像计划”等人类学电影展映单元,许多参展作品,如台湾影视人类学家胡台丽制作的《让灵魂回家》、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蔡华制作的《摩梭转山节》等,都是在国内(大陆地区)的首映。2013年入选第17届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大会影展中国“相处之道”单元的多部作品,如《克钦难民营》(李伟华、柯晓作品)、《献牲》(刘湘晨作品)等,也参加到本届论坛的展映片目之中,成为引人注目的观影亮点。除了人类学者们的民族志影像作品之外,云南省德钦县藏族村民此里卓玛与李卫红拍摄的《卡瓦格博》和《葡萄》等“乡村之眼”作品,更是凸显出视觉人类学所倡导的基于“主位”表达的村民社区影像,已成为当代中国最富于启示性的一种文化源流。
首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意在揭示这样一种学科愿景:视觉人类学作为一门将影像实践与学术研究、文化创新、媒体传播、社会教育等领域有机结合的交叉学科,不仅与日益影像化、视觉化的当代社会关联日渐紧密,也能够作为共同的交流平台,将相关领域的各方力量聚合在一起,共同探讨富于社会与文化建设意义的重要议题,进而拎起摄像机,投身于田野灵光的采摄之中,为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开辟一条虽荆棘丛生,却风光壮美、视野恢弘,令同道者且行且珍惜的学术通途。
(作者系人类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