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主动融入新的全球治理体系

·国际金融·

中国应主动融入

新的全球治理体系

李扬

对国际货币体系，现在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关注。

一个功能完备的国际货币体系包含三个基本要素：1.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2.这个货币和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3.用什么机制去处理当今世界贸易乃至国际资本流动出现的根本性不平衡状况，即我们需要一套机制解决各国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问题。

关于储备货币的选择。在20年甚至更长时间（30年、50年）里，我们看不到有单一货币能够取代当年的美元，一定是一个多元储备货币共存的情况。事实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之后不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趋势就已经开始。先是德国马克，然后是日元、法国法郎、瑞士法郎的逐渐冲击。上世纪60年代更大的冲击，是SDR（特别提款权）的推出，一直到整个欧洲货币体系的推出。由于这次危机，特别是由于中国的崛起，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

在储备货币选择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汇率问题。美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对中国指责最多的是汇率。它不会指责储备货币的问题。大量的资料显示，汇率是拥有储备货币国家的一个武器。中国的历史非常清晰地显示，一些国家在用汇率对中国施加压力。

储备货币如果不平衡了，它不可能通过调整储备货币、汇率来解决，于是需要调整政策。如果政策不能协调就是金融危机。现在看到了G20、金砖国家、G7，各种各样的新的治理体系，大家在这样一些治理平台上讨论来讨论去，就是讨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问题。

这个时候出现了主要国家央行间多边互换协议，我们特别关注它。我认为这是未来相当长时间里，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形式。

2007年，这次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就和欧洲货币当局、瑞士国民银行分别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当时是为了解决这两个区域的美元短缺问题。到2009年之前，这个互换协议，没有逃脱原来的含义，就是美国向世界各国供应美元。但2009年4月6日，美国和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瑞士国民银行签署了双边互换协议。这个互换已不只是沿袭布雷顿森林体系由美联储向世界各国供应美元了。这个历史性的协议表明，美国也需要其他国家的货币，它也面临着自己特有的一些流动性问题。此后，又有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签署，覆盖国家将近30个。到了2013年10月31日，有了总的解决，六国中央银行签署了多边互换协议。而且这个互换协议和过去不同，除了多边之外，还有几个特点：1.货币不限；2.期限不限；3.规模不限。

它事实上向我们展示了未来可能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通过各国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来解决储备货币的供应问题。

由于互换过程中要涉及利率和汇率，它潜在地解决了汇率问题，甚至解决了各国利率政策的协调问题。这样一个新的多边的互换协议，完整地解决了一个国际货币体系需要解决的三个主要问题。所以有理由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

中国面对这个情况看得很清楚。首先，六国央行货币互换，中国不在内，它们是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加拿大央行、瑞士国民银行、欧洲央行、日本央行，都是发达经济体。其次，与它平行的另外一个进程，就是国际贸易合作，从WTO开始进展到TPP、TTIP，可见，超级的自由贸易区域也在形成。所以超级的货币区域与超级的贸易区域在区域上是完全重合的，我们应该给予高度关注。

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做三件事：1.发展以人民币为中心的货币互换网络，到去年年底已有29个国家。2.我们要求和上述六个国家央行进行互换。现在就是美联储还不愿意与我们互换，其他国家也都有协议。3.由于人民币不可兑换，我们资本项目没有开放，即使把中国纳入到互换网络，我们的货币也换不了。目前的态势发展，促使中国必须加快金融改革，特别是要加快对外开放。在人民币可兑换、资本项目开放问题上，我历来持稳健的态度，不主张太快。但是现在的国际形势发展，迫使我们要加快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否则我们会被一个新的全球的货币治理和贸易治理的体系排除在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本文根据其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国际货币体系再思考”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作者审订，标题为编者所加。）

·宏观·

世间已无“小岗村”

郭峰

近日，笔者参观了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作为研究中国经济与改革问题的学人，此次参观很有感触。

1978年深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农民，在经受一场大旱的灾荒之后，在生产小队干部的带领下，终于偷偷地按下了施行包产到户的红手印。“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这一决绝姿态，使得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壮举，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和整个改革开放标志性的一幕。

小岗村村民的冒死包产到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生动写照。中国多项关键性的改革都是非意料的、自下而上的自发试验。农村改革如此，乡镇企业崛起如此，城市个体、私营企业发展也如此。这种被科斯称为“边缘改革”的模式，典型特征就是生发于边缘地带的自生自发试验，在起初，政治强制力和意识形态都给予消极对待（如果不是严令禁止的话）。但当自发试验成功，成为改革的先进经验后，主政者就会借助其权威在其他地方推广和复制这些成功试验。

这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秩序生发和拓展的最经典方式。人类社会秩序的生发和拓展既可以自生自发，也可以由强制力来创造和推广。然而，有效的秩序往往是先自生自发，然后得到政治强制力的承认或默许。如果自发试验得不到政治强制力的承认或默许，就很难成气候，成为整个社会的秩序。其实，在小岗村之前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发生的有据可查的包产到户试验就有几十起。但均被当时的高压政治强制力和意识形态所扼杀。

即便这种自生自发的试验，符合生产力的先进方向，甚至有理论的高度，如果没有政治强制力和意识形态的宽容，也只能被扼杀于萌芽。例如，写出《一叶知秋》的农民理论家杨伟名和大理论学家顾准，都惨遭迫害致死。他们的理论都只能在他们死后多年，才被人所周知和敬仰。

当然，没有自下而上、自发秩序的配合，单纯依靠政治强制力推动的社会秩序改革与变迁，也很难真正得到推广，因为它可能根本就不符合人们的自发习惯，从而就不能成为民众自发遵守的社会秩序。在建构理性主义影响下，人类社会凭着美好的主观愿望（姑且这么认为）设计了多少崭新的社会秩序，但在或大或小的社会试验之后，都只能第次退出历史舞台，偃旗息鼓。

1978年的小岗村不过是20户、一百余口人的一个生产小队，而如今却通过兼并周边村落，形成了拥有近4000多人口的行政村。小岗村之所以可以兼并周边村落，是因为曾经按下包产到户红手印的小岗村，已经成为一个4A级旅游景区，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四方来客的参观。目前，小岗村村民和当地各级政府，正在有意识地利用“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招牌推广这一政治性旅游项目。

政治性旅游项目成功打出知名度之后，扩容的小岗村也正在开展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试验。2012年，小岗村发布了气势磅礴的到2030年的二十年村庄建设规划，意图通过旅游业、招商引资和特色农业实现大发展、大跨越。然而，尽管小岗村当年包产到户的经验可以吸引全国各地农村的纷纷效仿，但这种就地工业化、城镇化的模式不会再成为全国效仿的对象。

在市场自发力量下，中国正在经历全球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城市化。历史上的一个个耕读之家正在逐渐地从农村迁居到城市，集聚起来工作和生活。尽管称为“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尽管有“大中小城镇均衡发展”的导向，尽管有数年之久的“新农村”建设，但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特别是到大中城市的集聚，已成浩荡之势。凭借着资本溢出、知识溢出等带来的集聚效应和正外部性，大中城市的发展之势不可阻挡。这一点，已经正在被社会各界，包括最高执政者所认识。

小岗村远离现代大城市，是典型的农村地区。虽然由于特殊的政治涵义，有各级政府全方位的动员力乃至强制力作保障，因而可能会一时成功地实现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但这将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没有任何推广的价值。在城市化的历史洪流中，曾经创造了中国农村改革标志性一幕的小岗村，将只能作为一个历史牌坊被瞻仰了。

（作者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全局·

巴西世界杯

为何好看

程实

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之前，我一直有种感觉，世界杯越来越无趣了，2002年、2006年和2010年连续三届世界杯都乏善可陈。起初我淡淡地以为，不是足球在变乏味，而是我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不再像年轻时那般懂得欣赏。后来巴西世界杯来了，我才突然惊觉，变的不是我，而是足球。

即便是伪球迷，也能轻易发现，2014年巴西世界杯，比前几届明显要好看许多，复仇如此饱含快意，对攻有如水银泻地，悬念就像魔法演绎，真正的豪强迎风傲立，足色的黑马则强势逆袭。进球更多了，对抗更强了，意外更美了，足球也就更精彩了。

一个有趣的问题油然而生：为什么巴西世界杯会更精彩？仔细想来，2014年世界杯和以往的区别只有一个，那就是比赛地。

当世界杯回到足球王国，当足球靠近激情巴西，精彩就在扩散现象被激化的过程中迸发了。所谓扩散现象，物理学上的含义是物质分子从高浓度区域向低浓度区域转移直到均匀分布的现象，翻译成成语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足球场上，扩散效应则意味着球员情绪在激情对抗中的同时提升以及球队潜能在碰撞融合中的相互激发。从物理学上看，催化扩散现象的是热度；从世界杯来看，激化扩散现象的则是氛围。说到足球氛围，没有哪里比巴西更原生态、更蕴藏潜能量的了，我想，这就是世界杯一到巴西就脱胎换骨的根本原因。

氛围是决定精彩与否的关键，足球如是，经济亦然。就我的感觉而言，经济世界虽然一直在蓬勃发展，但和前几届世界杯一样，激烈有余，精彩不足。如何让经济世界更加精彩？我想，真正需要的，是氛围的改变。怎样的氛围才能激发实体经济和广大民众的活力，才能产生带来改变的扩散现象？还是回到足球话题来寻找答案。

巴西的足球氛围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远离功利主义。世界杯其实是很功利的，因为球队特别想赢球以捍卫国家荣誉，球员则特别想表现以赢得商业机会，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界杯，满是保守踢法和个人炫技，球员才华和球队潜力反而都发挥不到淋漓尽致，精彩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回想过去，2002年世界杯充斥着韩日激进又丑陋的崛起欲望，2006年德国世界杯遍布保守倾向，2010年南非世界杯则聒噪又混乱，功利足球的盛行让足球失去了精彩。不过，和前面这些主办国不同，巴西队五次捧得过世界杯，巴西人生性也激情豪放，在巴西的足球氛围里，胜利依然重要，但赢得乏味却很难获得认同。因此，当巴西世界杯远离了功利主义，足球就释放了精彩的野性。

二是远离形式主义。有趣的是，巴西虽然是足球王国，但巴西人对世界杯却并不感冒，世界杯开幕前就罢工不断，世界杯开始后也状况频出。从球场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各项相关准备工作来看，巴西是近几届世界杯主办国里最不上心的。巴西世界杯的物质环境非常一般，但就是这样一个准备不充分的世界杯，球场上的故事却最是精彩。这实际上表明，物质保障是必要的，但形式主义却没必要，“简单爱”才是足球不停转动的动力，再漂亮的球场也不会自己孵化出精彩的比赛。

经济世界重回精彩，同样需要远离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市场氛围。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之于经济，宏观上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关注和对政策刺激的惯性依赖，微观上则表现为对精神荒芜的视若无睹和对利益追求的痴心不改。足球的精彩，并不取决于世界杯的归属，而源自个人激情和团队精神的最终平衡；经济世界的精彩，同样不取决于虚幻的资源有效配置，而源自“经世”和“济民”的最终平衡。只有远离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放下GDP崇拜的偏执和紧盯政策的短视，回归对社会繁荣和人民安康内生统一的不懈追求，经济世界才能像巴西世界杯一样，结果不再重要，过程满是精彩。

（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纽约笔记·

“分享经济”

遭遇监管阻碍

金蓓蕾

2010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共享经济列入十大将会改变世界的主意之一。四年后的今天，全球经济萧条助催共享经济野蛮生长。点对点租赁业务的市场价值被认为超过260亿美元，然而，分享经济模式的代表Airbnb和Uber在做出惊人业绩成为投资新宠的同时也成为了各地政府的眼中钉。

科技的进步给消费者带来了共享经济。通过网络，租户可以直接从所有者那里租赁物品，所有者获得了额外收益，而租户减少了支出，双方各得其所，如今这股潮流正席卷全世界。美国有一半的家庭都拥有电钻，而平均每个家庭使用电钻的时间只有6-13分钟，在西欧和北美，一辆车的实际使用时间只占到它使用寿命的8%，既然很多东西利用率如此之低，那么与其买一个闲在家里，不如临到用时去租一个。这种“使用而非占有”的观念如今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更愿意过一种“轻资产”的生活，汽车甚至还被很多人认为是“过度消费”时代里的典型物品。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共享经济模式。事实上，世界各地反共享经济的运动已经打响。在Airbnb上流行程度仅次于纽约、巴黎和伦敦的巴塞罗那，政府正大举向严厉监管、限制发放租赁执照和加强征税迈进。阿姆斯特丹政府也已经开始利用Airbnb用户列表打击没有执照的旅馆。在美国一些城市，点对点的出租车服务被禁止，因为传统的出租车公司对政府进行了游说。Airbnb和Uber在纽约市都遭到了强烈抵制，并被认为是非法转租和非法揽客的行为，邻居不乐意楼里住进陌生游客，酒店和出租车司机更害怕共享经济的繁荣将断了他们的财路。纽约市的法官曾判定临时限制Uber司机在纽约服务，纽约州总检察长和律师还要求Airbnb上交转租户的名单，以将他们绳之以法。

英国《卫报》撰文指出，在这股共享经济热潮中，很多人忽略了现实中这类新型商业模式主要基于规避法规和违反法律。共享经济的好处被四处传播，但是坏处却得到太少的关注，大多数城市和国家对酒店和住店游客进行监管和征税，这通常是重要的政府税收来源。但是Airbnb的许多用户并不依法缴税。评论文章进一步毫不客气地将共享经济模式形容为骗局，“展望未来，我们需要确保监管结构允许真正的创新，但不会使得行骗的人成为亿万富翁。如果这些服务是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下进行，那么将会为经济增加价值，但目前看来，他们是在奖励一小部分人通过找到创新的方式来欺骗系统。”

美国《连线》杂志认为，纽约是一座建于官僚主义的城市，官僚机构本身拒绝改变，尤其是当新技术出现时，破坏了官僚机构的设计。经济和政府的机械化平行进行着，往往是以机构检查行业是否违反了社会契约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官僚的使命是阻碍进步。

评论家扎卡里·卡拉贝尔认为，出于一切为公共利益出发的考虑，最终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将会胜出固步自封的思考和根深蒂固的利益。法律法规应该适应新的商业模式，而非成为阻止它们的工具。与其挑战和歧视共享经济的代表Airbnb和Uber，监管机构应该为大众利益考虑，如果创新模式能促进旅游观光和购买汽车的新方式，那么这些都将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监管和法律制度应该拥抱它们而不是妨碍它们的发展。只有当旧模式无法进化的时候，新商业模式才是旧模式的敌人。《连线》杂志则半调侃地表达了对共享经济未来的乐观态度：话说回来，这些监管者和法律制定者自己家里面也都有着空闲的卧室可以用来进行短租赚钱。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驻纽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