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转变”中的……语言与逻辑性

李公明

正是6月杨梅上市时节，来到无锡城小住数日。访书、做口述调查、游太湖胜景、品江南美食，甚为惬意。住在惠山龙光塔下，出门抬腿就是惠山古镇。寄畅园、唐宋时期惠山寺石经幢、始建于唐而盛于明清的一百二十多处名人祠堂等古建分列其中，虽然现貌是修复重建所得，但些许古意尚存。更难得的是，白天已是游人稀疏，入夜后就空无人迹，可以吟诵皮日休的诗句：“殿前日暮高风起，松子声声打石床。”美食之中最喜大浮杨梅、太湖白鱼。杨梅有“吴越佳果”之称，肉厚核小，酸甜可口，连日贪吃了大半筐。在胡埭镇做口述访谈的时候，还吃到天然捕捞的太湖白鱼，银光闪烁，肉质细嫩鲜美。

但是，即使风光悦目、美食在前，无锡毕竟还有东林书院，无锡人顾宪成撰写的那副传诵天下的名联毕竟仍在耳、在心。作为匆匆过客，还应该想起的是文天祥，“夜读程婴存国事，一回惆怅一沾巾”。文天祥兵败被俘之后，被元军押解去大都，德祐二年（1276年）春路过无锡。船停泊在四面环水的黄埠墩，无锡百姓在运河边持香跪送，哭声震天。文天祥热泪盈眶，吟《过无锡》：“金山冉冉波涛雨，锡水茫茫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作行人。英雄未死心先碎，父老相从鼻欲辛。夜读程婴存国事，一回惆怅一沾巾。”

逛南禅寺，该寺据文献记载建于南朝梁武帝太清初年（547年），但已不存。现存妙光塔为明代正统年间重建，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修葺。九十年代因塔存而重建南禅寺，并以仿古建筑环绕四周，设邮票、钱币、花鸟、古玩、旧书市场，典型的寺庙搭台、商业唱戏。这里的旧书市场是一个大棚下的书街，二三十个整齐地相对而开的固定摊位，每个摊位七八平方米的样子，四壁书架。这里的旧书不少，也有各种书报杂志、地方文献选辑、连环画、画册等等，尤其较多的是“文革”时期的出版物。难怪书摊老板递过来的名片都是鲜红色，左上角有毛泽东头戴军帽的木刻侧面头像。因为时间很短，匆匆遛了一圈，在一个摊位中先是淘到一本1953年11月上海铁路局劳动工资处编印的《车务工作人员安全作业连环图》。图文共六十多页，文字中的技术知识含量很高，且有真实案例；图绘构思严谨，人物动态准确，技法以白描为主，辅以阴影排线，水平较高，可惜没有绘者的姓名。在我近年做的政治宣传画研究中，安全知识及科普题材的宣传画也是重要内容，这本连环图正可提供此类宣传画与连环画创作的相互关系之例证。然后又买了一本小册子，是1952年9月上海陆开记书店印行的初版《思想改造讲话》（作者署名“沙林”，不知何许人也）。建国初期，思想改造是头等大事之一，出版了不少这类小册子。翻开目录，首先吸引我的是全书四章的标题：“思想是什么”、“为什么要改造思想”、“我们有哪些坏思想”、“怎样改造思想”，真是言简意赅，而且看起来很有逻辑性。

说到逻辑性，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期的政治宣传出版物中，“什么是？”、“为什么要？”的句式是很常见的，如“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反动？”、“什么是阶级？”等都是报纸上文章的题目。在无锡市图书馆翻阅1949年无锡解放后出版的《苏南日报》，6月28日第二版的“答各地读者”中有一篇读者来信问：“可否称解放军为 毛主席的军队 ？”，认为这个称呼不太好，还是应该称为“人民的军队”；同一版上，另一位读者问： “ 万岁 称呼算不算封建？”在逻辑性问题上，有两个说法颇有意思。一是据说解放初期艾思奇在一次报告会上批判形式逻辑，坐在下面的金岳霖在会后对艾思奇说：你骂形式逻辑的话完全符合形式逻辑；二是美国学者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认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恰好就是唯心主义的——以为思想可以解决物质上的问题。从思维与语言的逻辑看1949年这一前后并非完全断裂但确实标志着重大区别的历史分水岭，恐怕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读《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周杰荣[Jeremy Brown]、毕克伟[Paul G．Pickowic]编，姚昱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在思想改造之下出现的“适应环境变化的文化”（culture of accommodation）。该论文集“主要打算描述个人、家庭与社会群体究竟怎样经历了1949到1953年这个时期，特别是这种经历异乎寻常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必须承认，要将1950年代初期的中国进行一般的归纳和概括是不太明智的。……我们对这一时期的重新评估，揭示了相对于上述概括模式，存在着诸多令人吃惊的变异与例外”。说实话，当我在图书馆逐日翻看从1949年5月创刊的《苏南日报》的时候，感受最深的也正是这种“适应环境变化的文化”以及“诸多令人吃惊的变异与例外”。比如，在批判美国帝国主义的言论氛围中，还出现某某医生“由美返国”开业的广告，可见在意识形态改造与社会生活之间短暂存在的差异性正是历史的真实情境。

在“思想转变”过程中，到底是什么因素起着关键作用？两位编者在“引论”中认为，“本论文集的个案研究表明，对个人职业与家族发展的复杂考虑在市民个人的 思想转变 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些个人的考虑在过去是（现在也是）很少被人承认的。许多人的信仰都是伪装出来的。还有不少人是机会主义者。……从今天的角度来看，1950年代初期的 思想改造 运动只是在表面上解决了问题，而未能产生长远的影响。”（第9页）在第三章的《国家的主人？人民共和国早期的上海工人》这篇论文中，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研究了关于工人的“领导阶级”言论与实践中的政权治理模式的内在冲突与结局，其中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是“过甚其辞的亲无产阶级言论”和许诺是如何鼓舞了工人们的真诚斗志，“他们陶醉于一种政治胆略和特权意识当中。而这种胆略和意识既受到官方宣传的鼓动，也来自工人阶级自身刚刚经历过的斗争史的激励”（63页）。这种精辟的分析还会使我们想起在“文革”期间回响在黄浦江两岸的“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斗争传统”这样的口号，从而对上海工人民兵的“政治胆略”有更深刻的认识。

不但“对于中国工人来说，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岁月是一段混杂着各种各样信号的时期”（78页），对于所有人来说也是如此。作为信号的语言与作为权力体现的语言，其差异性来自其模糊性。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大资本家刘鸿生回国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并被承诺不会触动其资产与生活方式；他还被称为“民族工商业者”而不是“官僚买办资本家”。刘鸿生听后不敢相信，说自己过去曾给英国人当过买办，还曾以官员身份管理过政府的轮船招商局。周恩来说，共产党使用这个词语，旨在说明赞同资本家中的一个群体（民族资产阶级）而反对另一个群体（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刘鸿生听了周恩来的说法就松了一口气（高家龙[Sherman Cochran]《选择共产党中国的资本家：1948-1956年的上海刘氏家族》，385页）。

在无锡市图书馆、档案馆、地方志馆查阅资料，令我感到有点惊讶而佩服的是，无锡人在图书馆、档案馆这样的公共场合也不惮于长时间地高声谈话，旁若无人，而且无人干预。有人说，是因为太湖的水质坏了，无锡人的性格也变坏了。但愿这都是暂时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