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谈藏学和“西藏热”

张明扬

近年来，追捧活佛和藏传佛教似乎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藏学家沈卫荣教授看来，藏学原本是一门相对边缘的学科，眼下的藏学热明显与世界性的“西藏热”有关，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文化的“西藏热”，它们都对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西藏研究的繁荣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沈卫荣认为，当今国人对西藏和藏传佛教之追捧的热烈程度完全可以媲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时代”（New Age）运动中的欧美人。虽然在时间上两者相差了二三十年，但在形式上却很相像，都有很多名流，包括商人和明星，在其中推波助澜，也都把曾经是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的西藏一下子提升为世界上最后一块净土，追捧藏传佛教成为一种来势迅猛、无法抵挡的新时尚。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藏学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成了一门显学。但有一种说法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藏学这个概念似乎起源于西方,西方一开始是如何对藏学产生兴趣的？

沈卫荣：前几天刚读到一则微博，大意是说今天如果你说话、写文章想要有点别样的格调的话，你不妨谈谈藏学。看来藏学在当下人们心目中确实有点特别。与突厥学、西夏学、蒙古学、满学等等传统东方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藏学显然很热，这种现象应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现在，每三四年开一次的国际藏学会动辄有四五百人参加，但这竟然还满足不了大家的热情。近年又冒出一个国际性的青年藏学家大会，也是三四年开一次，同样有好几百人参加，非常热闹。即便如此，要说藏学已是一门显学了，这恐怕还是有点言过其实的。因为它在任何国家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中都还是一门相对边缘的学科。眼下的藏学热明显与世界性的“西藏热”有关，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文化的“西藏热”，它们都对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西藏研究的繁荣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说藏学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概念，这当然指的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藏学，其实汉学又何尝不是呢？现代学术本来就是一个西方的传统，今天即使我们研究的是自家的学问，也不得不按照西方的学术规矩来做。西方尊称匈牙利学者乔玛（S ndor Krsi Csoma，1784-1842）为国际藏学研究之父，并把近代藏学的诞生归因于匈牙利民族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结合。因为乔玛来东方的本意是要寻找马扎尔人的故乡，是要寻找今天匈牙利人的根，最终他却获得了英帝国主义者的资助，开始在拉达克学习藏语文，编写出了第一部英文藏文文法书和第一部藏英字典，催生了现代藏学。被尊称为中国藏学之父的是于道泉先生（1901-1992），他早年在北京追随爱沙尼亚男爵、印度学家钢和泰先生（Baron Alexander von Stal-Holstein，1877-1937）学习梵文和藏文，其后远赴法、德、英等国留学、工作，曾追随法国第一位藏学教授巴考（Jacques Bacot，1877-1965）等人深造，解放前夕归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开设藏语文教学课程，培养出了王尧先生等一批弟子，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藏学研究。如果这两位藏学之父的说法还算靠谱的话，那么，中国的藏学研究不但在时间上比西方的藏学研究起步晚了至少一百年，而且在学术传统上也应当与西方藏学一脉相承。有意思的是，乔玛是一位十分循规蹈矩的学者，他写的有关藏学研究的文章曾被当时人嘲讽为“马尾巴的功能”，但他留下的文法书和字典却为后世西方藏学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于道泉先生则是现代中国学者中一位十分少见的性情中人，早年曾热衷于编写藏汉字典，后来又醉心于创制藏文打字机，终皆半途而废。他的固执曾让当年他在中研院史语所的老板傅斯年先生大为光火，但也奈何他不得。终其一生，他对正儿八经地做学问似乎并不很努力，却对由俄罗斯半仙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1831-1891）夫人创立的专事怪力乱神的灵智学（Theosophy）十分着迷，留下的最为人称道的学术作品竟是他在出国留学之前，还不到三十岁时翻译、出版的汉、英文《六世达赖喇嘛情歌》。

与西方藏学相比，中国藏学相对来说目前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中国藏学在国际藏学中的地位是怎样的，是藏学中心吗？

沈卫荣：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藏语文是六百万藏胞的母语，不但藏文文献是藏学研究的基本材料，而且汉文古文献也是研究藏学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帮助，应该说中国藏学具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潜在优势，本该在国际藏学界占主导地位。可是，迄今为止中国藏学显然并没有将这些潜在的优势化作现实。可以说，除了人多势众以外，现阶段的中国藏学并没有在国际藏学界呈现出其他令人注目的优势，相反在学术上它依然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每次参加国际藏学会的中国代表人数众多，但其中真有能力和他人对话、进行学术交流者则寥寥无几，更不用说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了。

今天世界上研究藏学的学者大概都知道北京有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即他们口中的CTRC（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作为中国国家级的藏学研究专门机构，它的存在无疑不容忽视，但当下的国际藏学研究早已呈多元发展、全面开花的趋势，世界上早已经没有一个像当年意大利学者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一样的绝对的学术权威，也没有一个绝对强势、足以号令世界的藏学研究中心，所以，CTRC要真的成为今日世界藏学的中心，一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我看来，如果中国有意打造一个世界级的藏学研究中心，那么就应当首先致力于培养出一批世界级的藏学研究人才，并建立可以超越美国已故的Gene Smith先生凭一己之力而创建起来的“藏传佛教资料中心”（TBRC）的一个藏文图书资料中心。

中国藏学和西方藏学在哪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在多大程度上是“政治化”的？如果撇开政治不谈，您怎么看双方在学术上的分歧？

沈卫荣：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本来不应该有啥不可调和的分歧，两者之间的差别应当只是学术关注点的不同、学术方法的差异和学术水准的高低。但是，由于受国际政治的影响，当下的中国和西方藏学界在很多问题上确实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分歧，它们深刻地影响着双方之间正常的学术交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藏学研究的进步。眼下闲人闲谈藏学或许是一件很有格调的事情，但一位专业的藏学研究者谈西藏或者藏学，反倒可能是一件很容易引起误解、引起争议，甚至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就会有人给你扣上一顶帽子。在以往很多年中，即使在学者之间，中西双方也难进行理性对话。当下国际政治和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话语霸权对中国藏学研究的一个最明显的影响是，中国的藏学家绝大部分都在研究西藏历史，特别是西藏和历代中央政府关系史，而很少有人用心研究藏传佛教、艺术、社会，很少有人整理和研究藏传佛教文献，造成了学术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学术研究的偏颇。事实上，西方人根本不关心中国学者对西藏历史的研究成果，讨论西藏历史问题总会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和理解信口开河。

说到中西方藏学研究在学术上的主要分歧，我认为是中国的藏学研究者普遍缺乏良好的语文学（Philology）训练，这或许也是中西学术间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分歧，而语文学恰恰是西方现代学术的基础。应该说藏学是一门入门的门槛比较高的学问，它至少要求从业者有藏语文、梵文或者汉语文的训练，还要求他们对佛教学和宗教研究有基本的了解。还有，藏学是一门国际化很强的学问，中国的藏学家开始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首先必须要有能力了解和吸收西方、日本藏学界的相关成果，然后还要有能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西方共通的学术语言，用符合西方现代学术规范的方式表达出来。而目前的现状是，中国的藏学家中很多人或者不懂藏文、或者不懂汉文（梵文）、或者不懂英文，要求他们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和西方、日本那些接受过长期和严格的语文学训练的藏学家用西方人的学术语言来比拼，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不言而喻。

语文学训练对于藏学研究之重要自不待言，去年德国汉堡大学藏学教授、不丹裔藏族学者多吉旺秋先生来人大国学院交流，他在给学生上课时多次强调不要以为自己是藏族、藏语文是自己的母语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藏学家，如果缺乏足够的语文学训练，藏族也不见得一定就能够读懂古藏文文献。最近读到英国著名藏学家David Snellgrove （1920- ）先生的一篇文章，介绍曾任国际藏学会主席的桑木丹·噶尔迈先生（Samtan Karmay，1936- ）如何进入欧洲学界的传奇经历，读后颇为感慨。1960年代初，在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下，欧美、日本很多所著名的大学都在“流亡”藏胞中挑选了一批优秀的藏族学僧，把他们带进这些国际一流的学术机构深造、工作，以推动国际藏学研究的发展。然而，今天看来，噶尔迈先生差不多是那批被选中的优秀藏人学者中硕果仅存的一位有世界级影响的优秀藏学家，而其他被选中者最终都没有成为能与西方学术传统接轨的藏学大家，可见即使在藏族学者中培养出一位优秀的藏学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噶尔迈先生曾先后受教于Snellgrove、石泰安（Rolf Stein，1911-1999）等欧洲学术大家，1961年就到了英国，却到1985年年近五十岁时才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以其渊博的知识和扎实的语文学训练，在苯教和藏传佛教宁玛派研究中作出了无人能企及的巨大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多吉旺秋先生的老师，德国汉堡大学印度学、佛教学教授Lambert Schmithausen先生曾发表过一篇简短的书评，批评噶尔迈先生的名著《大圆满法——藏传佛教的一个哲学和禅坐法》（The Great Perfection: A Philosophical and Meditative Teaching of Tibetan Buddhism），指出了其书中出现的多处翻译错误。这是发生在两位大学者之间的一段学术佳话，即使像噶尔迈先生这样伟大的藏族学者，也会在翻译古藏文文献时出错，而指出他的错误的竟然是一位德国的语文学家。这段佳话可以作为凸显语文学训练对藏学研究之重要意义的经典例证。我相信如果在中国的藏族学者中也能够出现一位像噶尔迈先生这样既曾浸淫于藏族传统文化教育之中，又接受过严格的西方语文学训练的藏学大家，那么中国藏学主导世界藏学的日子就一定为时不远了。说到此让我想起了已故内蒙古大学教授、杰出的蒙古族学者亦邻真先生，他的存在曾经使中国的蒙古学研究彻底地改变了面貌。

当然，我觉得中国年轻一代藏学家的成长是很值得期待的。最近一年间我曾有幸先后三次受邀去哈佛讲座和参加学术会议，每次都发现目前在哈佛攻读藏学硕士、博士学位，或做博士后研究的中国学生，其中有藏族，也有汉族，已经是那里所有学生中的多数。其中也包括好几位我自己以前的学生，他们显然远比同龄时的我优秀、成熟，试想等他们成长起来，并成为中国藏学研究的骨干时，国际藏学研究的格局应该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宗教在藏学研究中究竟是一种什么地位？是主流么？

沈卫荣：西藏文明是一种非常彻底的宗教文明，佛教渗透到了西藏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之中，不懂得藏传佛教，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西藏文明。因此，藏传佛教研究是国际藏学一项最主要的内容。如果说藏学研究主要是一种文本的研究，那么它就更加无法与藏传佛教研究分开，因为自十一世纪开始，所有藏文文本都被赋予了极其浓重的佛教色彩，所有的西藏历史都经历了一个彻底的佛教化过程，按照佛教的思想和逻辑作了彻底的改写和诠释。

在西方藏学史上，藏传佛教研究从来都是其中一个最突出的分支，而近二十年来它更成为藏学研究的绝对主流。老一辈的著名藏学家如图齐、石泰安、黎吉生（Hugh Richardson，1905-2000）、Luciano Petech（1914-2010）、G za Uray（1921-1991）和山口瑞凤等都曾是一流的历史学家，也都对西藏世俗的历史有过研究，然而，在新一代国际知名的藏学家中却再没有出现传统的历史学家，他们中的大部分是藏传佛教研究专家。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际藏学界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多半集中于对其中的世俗文献的研究，而近二十年来的研究则基本上是对其中的佛教文献，特别是密教文献的研究。而反观中国藏学界，至今我们依然在期待藏传佛教研究大家的出现，除了个别学者在古梵文佛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上能与西方学者同步外，整体而言我们对藏传佛教的了解似乎还停留在王森先生写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的水准，这大概也是今天的中国藏学依然难以与国际藏学深层次地对话和接轨的一个重要原因。

您曾经说过，西方对西藏有两种相反的传统，一种是妖魔化，一种是神话化。我们先谈谈妖魔化吧。拿您主编的这本新书《何谓密教》来说，密教在西方一开始是被情色化的。

沈卫荣：应该说，“想象西藏”是一个在人类文明史上持续了很多世纪的有趣现象。大概是因为西藏地理上的不可及性和文化上的独特性，它给西藏以外的世界提供了无穷的想象和设计空间，所以，世上才会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西藏形象，一会将它妖魔化、一会又将它神话化。这种形象的变化与西藏本身没有关系，它折射出来的实际上是西方社会、文化和心灵的变化。当然，“想象西藏”并不是一个西方特有的现象，在汉族文化传统中同样如此。

西方妖魔化西藏由来已久，其中一个最醒目的内容就是将西藏和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