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应隐恶扬善，弘扬正气，但考试不应承担它所无力承担的社会功能。
早报首席评论员 沈彬
昨天，高考还在进行中。昨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江西宜春夺刀救人的高考考生柳艳兵的故事：“5月31日，柳艳兵在客运班车上与持刀歹徒搏斗，引来各方点赞。目前教育部表示，待柳艳兵和另一位受伤考生易政勇康复后将为其组织单独考试，已有一些高校向柳艳兵伸出橄榄枝，愿助其圆大学梦。”
有不少网友提议：柳艳兵作为“最美考生”，已经交上了一份满分的道德答卷，应该保送他上大学。可就在高考前几天，各地推出的高考政策中，因有所谓“道德加分”项目，而遭到舆论强力反弹，将之比附于汉代不用考试、只考“道德”的察举制度——“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一边是反对“道德加分”的舆情汹汹，一边却是要求保送见义勇为少年的热赞滚滚，怎么样解读这种“自相矛盾”的舆情呢？
首先，社会需要弘扬正能量，特别在屡发老人跌倒无人搀扶的当下，保护英雄，让好人有好报，是社会的共识。柳艳兵在高考来临之际，面对犯罪，不计个人安危、不计高考的得失，挺身而出，让人感动。目前，宜春当地已经认定柳艳兵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政府、公益组织的奖金、荣誉也在纷至沓来；教育部决定对他们组织单独考试，这都体现了社会对英雄的“温度”。
其次，教育离不开道德的支撑，但道德不能代替学业考核。高考的功能还在通过书面考试选拔人才，这个基本功能不应被替代。社会理应隐恶扬善，弘扬正气，但考试不应承担它所无力承担的社会功能。目前正在推行的“高考加分瘦身”措施，也正是为恢复高考的本义。
见义勇为的考生应受到褒扬，但任何褒扬不能溢出制度的轨道，避免一时出格的“谬赏”异化、被滥用。新华社的“新华微评”称：“道德加分新政出台便引来质疑，人们并不怀疑道德加分动机，但忧虑其操作性，一旦让权力钻了空子，就会更加伤害公平，与教育改革目的相悖。”
客观地说，这些年来高考和录取，都在制度范围有一定人性化的变通，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灾区的缓考，以及灾区考生享受优先录取的政策，再如这次为柳艳兵单独组织的高考。
其三，贬“道德加分”与赞“夺刀少年”保送的并行有悖，也体现出当下舆论场的困境。
在网络炽热的、单向度的“剧场效应”中，似乎只有“反对”、“赞成”的非黑即白的站队，而缺乏对事件更理性、更广视域、更长因果链的分析和决策。个别媒体往往热衷于鼓噪：“同意保送的就转！”这是把关系重大、需要利益微妙平衡的褒扬见义勇为、高考录取视为儿戏，既无力构建高考公平，又无益于社会正义。
负责任的媒体当学会在网络的“口水”中理性设置议题、提供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味讨好网络“民意”。比如，2013年1月，上海等地出现持续低温，就有好事者在网上鼓噪：“同意上海集中供暖的举手！”果然，“民意”是支持的！但这个议题毫不涉及集中供暖的高额费用以及环境问题。这种“举手”是廉价的。公意决策应建立于信息透明、公开博弈之上。
质疑“道德加分”有道理，要求保送“夺刀少年”也有道理。关键在理性设置议题，避免公议沦为朝三暮四的站队，形成舆论死循环。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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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