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与焦虑

作为人类社会心理和精神疾病，中国医学有没有对诸如“抑郁”与“焦虑”给出确定解释，这是我读中医医案时一个悬问。

以身体症候为解释特征的中国医学，自然不会采用“抑郁”“焦虑”这样的名词，那么历代医案中可以指证这类疾病，最有可能在“情志”一门。但究竟哪些中医名词接近“抑郁”、“焦虑”的现代医学之义，还难分辨。惟此之故，促使我来进一步讨论中国医学的情志观。

先让我从中国南方医学观念的形成说起。中国医学历史辞典中，若以语言分类，可以说有北方与南方医学不同的叙事分野。14世纪初，朱震亨在中国东南的丹溪山沟小镇，创意医学“相火论”时，他就发现了一种迥异于北方医学的生理病理现象，从而给出南方医学关于疾病生成的一组相互关联的关键词。朱震亨写道：“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此“郁”为证，共有六种，气郁、血郁、湿郁、痰郁、火郁、食郁，其中又以“气郁”为病中之病。“怫郁”来自对身体的观察与想象，在朱震亨那里，这个疾病名词，引申出他关于疾病发生的一种能量关系的解释，即身体内阳性能量多余而阴性能量常常不足。当阴性能量消耗和减少时，失衡的身体就会出现体内“相火”越位，从而导致各种疾病。在此意义上，“怫郁”诸证，其实既是“相火”越位的原因，也是它的外在表现。朱震亨总结出的这个疾病概念，其意义不仅限于独标医学治疗“滋阴”之要义，更在于他第一次专门从“郁”中解释疾病原理，使南方医学以其对身体情志现象的内扩性认识，与主要凭借自然与身体关系（气候、地理条件，饮食习惯等）解释的北方医学有了明显的区分。

在朱氏医学理论中，我注意到的细节是，他在分析阴性能量消耗的各种可能性时，将解释的触角伸向了社会心理。作为一位唯心主义学者，朱震亨从理学出发，将“主静”观念引入了医学，他对情志与欲望的疾病解读，在《内经》以来的“七情”原理上，再建了中国医学的身体维度，即身心一体的医学社会学。考虑到朱氏所生活的元代，原是一个精神与文化上极为郁结不舒的社会，朱氏医学的思考和发现，着眼于群体性的社会氛围和环境影响（至少在中国南方广大地区），对疾病的社会学认知，是他对中国医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或许可以说，14世纪中期通过朱震亨，中国医学通过“怫郁”这一身体观测点，隐现了一种“生物—心理—社会”叙述模式。用内心安静，来克服与化解情志与欲望产生的“怫郁”，从而预防和治疗各种郁症，为朱氏医案中极具效果的不二法门。但“怫郁”虽具心理特征，怫是内心不愉快，郁是精神不畅通，却不能等同现代医学所指“抑郁”和“焦虑”，它是人类情志的一种状态，为疾病产生之因，而非疾病本身。

延至明代，“情志与欲望”之病，受到更多关注。前文中，我曾说到，16世纪的苏州医师薛己，将情志欲望观点，运用到对女性社会的观察，总结出欲望的抑制与焦虑所激发的种种“忿怒”情态。按照薛己的医学解释，他将贵族与城市女性的“忿怒”，看着相火失位、气血不调的医学主题词。而到17世纪初，“情志”作为疾病名词，由浙江医师张介宾正式提出，成为明清医学叙事中突出的主题词。张氏虽与朱震亨“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立论相反，但面对“情志”疾病发生的分析上，其实继承了朱震亨的观点。由此，有关情志性疾病的身体叙述，进一步强化了其生物与社会学内容。情志过极，情志结郁，情志妄动，情志内伤，这些叙述常常出现在张介宾及同时代南方医师医案中，表明医学对身体视度的内转，越来越自觉地体现非物质性的观察。情志与欲望，特别是欲望引导下的情志，作为一种可视性的社会元素，内化为身体内部成因，普遍受到医师们的描述，这在中国医学场域中，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新的叙事方法，即疾病现象的精神性叙事。明代医案提供了这方面丰富有趣的材料。

依据这些材料，从明清两代情志疾病医案叙事里，我们可以列出这样一些在病情上可能接近抑郁与焦虑症的名词，如疯、颠、狂、躁，寤寐无度，莫名悲思，与上说“怫郁”稍有不同，同出情志的这些语词，都演示了一种具体的疾病症状。不过，想要从明清医学的这类叙事，析出等质于抑郁、焦虑的疾病概念，同样也做不到，虽然抑郁与焦虑，一定隐身在这些疾病叙事当中。

皆因情志疾病，在16世纪以降的中国医学中，视为全身性疾病。它的定义在于，由情志导致产生的疾病，涉及身体经络和臓腑的所有空间，甚至身体表层的疾病，都有可能与“情志不遂”有关。疾病如此表现出明显的“精神”和“心理”现象，却未越出中国医学对于身体的统一性解释。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的中国医学，尽管对于情志的重视远甚于前，但在医学分类学上，则无法另立一门精神与心理疾病——事实上中国医学对疾病的认识，更多在身体的能量与分析，这就有可能将现代所谓的精神或心理疾病排除在独立的疾病命名之外。尤其在西方医学叙事中，由于弗洛伊德等精神病和心理学家的介入，抑郁与焦虑作为心理分析中心加以测量，更与中国医学的情志论相距甚远。我们看到，在明清医学叙事中，即便临床表现是“心理”与“精神”疾病，仍然会归于“肝脏”、“心脏”。医师们面对诸如疯癫狂躁等疾病时，几乎所有的治疗都一如既往平肝降火、安神明志，他们的医学视度，一如既往集中在身体气血经过的那些失衡了的身体空间，然后做出区别与判断。

试图将中国传统医学的精神性叙事，与现代医学有关心理与精神疾病通连起来，在分类学上似无法达成，那么对医案中有关疯、颠、狂、躁等情志疾病的描述，我们如何通过现象描述，获得与抑郁与焦虑症相似性的读解，在没有直接途径的情况下，有待另外的医学发现。在重读医案的过程中，我觉得，欲要打破业已形成的中国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叙事疆域，能否创造一种合适的可以打破的条件，而单靠名词辨析是不够的。或者毋宁说，我们需要怎样的途径，从这种与现代医学的相似性对比中，获得对中国医学身体与疾病叙事的认读，以至对中国医学以情志性疾病为标志，所建立起来的隐性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何以能够发挥作用，彰示其医学价值，有切实的理解，而不至陷入玄学的曲解之中。

对这个途径的寻找，与现代医学生化研究有关。早在1960年代，医学科学家便发现，抑郁与焦虑，在人体内催生了一种叫甲丙氨酯的物质，这种具有抑制与消散作用的物质，瓦解了身体的“意志”，从而引发全身性疾病，包括今天多见的生育性疾病与癌症。这一表明身心之间密切关联的发现，显然在医学上澄清了所谓抑郁与焦虑属于个人性格，以及“神经官能症”的习惯理解和认识，而对于中国医学关于情志疾病，及其“生物—心理—社会”的叙事，则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以是观之，它使我眼前医案中所有那些相关疯、颠、狂、躁，寤寐无度，莫名悲思的叙事，显得生动具象起来。这些始于怫郁以及诸种情志，而深入“肝脏”、“心脏”等身体空间的疾病，其所以导致身体失能失衡，原来真的是有一种生化物质暗中作用。中国医学依据情志性疾病叙事建立起来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确能从不可知不可说的困境中得到解脱，而在临床医学上实有其功。

写到这里，我想补充说明，其实这篇读后感的起意并不在讨论医学名词问题。在一个高度迸发抑郁与焦虑的时代，重提中国医学的情志观点及其叙事，或许另有深意。这里且按下不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