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那历史裂缝中的……沧海遗音

李公明

连日来南国风狂雨骤，天宇震鸣，大地在滔滔。风雨敲窗、高楼独倚之时，“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况周颐《蕙风词话》）。这“万不得已者”，固因听者、览者之“心事”而异，但总是一股郁积于内而欲发于外的心绪，不同于因世事嬗替、人情冷暖而产生的一般感触。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这才是“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的原因。

风雨江山未必总会伴随有“惊雷”，但是沧海间一定会有种种“遗音”。读林立教授的《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首先颇有感受的就是“时代的弱音”这个议题。该书导论题为“时代的弱音”，认为无论是个人或是群体，清遗民的声音都是微弱的——在政治上失去发言权，在文坛上也只能局促一角，反响极微（第3-4页）。以效忠前朝自任的清遗民在政治上的失声无庸多说，其在文学上的“弱音”则来自于其时新旧文化的激烈冲突和后世文学史的书写原则（似乎还不是“编写策略”这么简单），其实同样还是受时代政治的影响所致。但是，其音虽弱，毕竟仍然存在。而且如作者所言，“事实的另一面是，旧体诗词及清遗民的写作在二十世纪初的影响力并非如今日所见之弱，从早期文学史家的撰写角度即可见一斑。”（第5页）因此，一个同样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民国政治和社会是如何对待政治意义上的清遗民和文化意义上的遗民文化的？

略感可惜的是，作者并没有就此展开一些必要的论述，只是提到民国社会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而更具有包容性，我们得以更全面地了解民国社会的现状（88页）。事实上，清遗民的社会生活尽管已经与从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尽管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居于社会的弱势位置，但是其个体生存与精神生存的基本权利和可能性空间尚存，指出甚至强调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另一个时代巨变之际所发生的情形，这个问题就更加凸显。在四十年代末期，整个大陆文坛仅剩下岭南一隅有旧体诗词文章的创作活动，被视为大陆旧文化的回光返照，随即很快也退移港澳或迁播海外。尽管日后在港澳及海外的旧体文学仍然弦诵不辍，或不乏某种繁荣景观，甚至也可以看作“遗民文学的另一次重现”（第413页），但是已经完全不在一个社会生活语境之中了。由此可见，遗民文化的存在受制于政治巨变对社会的控制和影响程度，而一个尚能容忍遗民文化之“弱音”的时代毕竟还是值得回顾的。

关于“清遗民”这个概念，作者从多方面进行了辨析、界定，认为：“在这些遗民身上，政治与文化的瓜葛往往难以截然割裂。传统的儒家学说提倡的是政教合一，没有了政治的目的，文化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对于遗民来说，王权政治既然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是可以使之流播生存的载体，则他们在追怀和保存旧有文化的同时，亦会流露出对前朝的眷念。”（63页）因此，“本书所指的遗民在政治立场、文化观和文学趣味方面，都同样表现得颇为保守，可谓合 政治遗民 和 文化遗民 于一身”（64页）。

或可更进一步指出的是，与宋遗民和明遗民区别甚大的是，清遗民因其在政治上效忠的是经已灭亡的异族统治者和专制帝国制度而处于双重的“政治不正确”位置，因此在“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之间，前一种身份注定是没落、隐匿的，但是却因此而促使后一种身份更加自省和飞扬；看似是一种身份的悖论，实质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以文化记忆之“表”，传达和巩固政治身份之“里”。

该书以自清末进入民国的遗民词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生平际遇、群体交往、词作文本以及社会氛围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挖掘、解读，“重现了《沧海遗音集》这部遗民词集所连接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个是感时伤世的集体书写。……向读者展示了朱祖谋、陈曾寿、王国维、陈洵等遗民词人的群体风貌，并进一步揭示了他们的主体身份和诗词创作之间互相塑造、牵制的关系”（该书简介）。我尤为感兴趣的问题是，作者在研究中力图提出和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作者在“导言”中自述该书的的关键词是“记忆”和“身份”，而在第一章更以这两个话题提示其后各章的叙述脉络，综括整个研究的内容。因此可以说，关键的问题意识就是“他们为何选择填词作为他们表达身份和记忆的方式”（35页）。对此的结论是：“彊邨等遗民选择了填词来表达身分和书写他们对前朝的记忆，皆因词具有婉曲、深微幽眇的艺术特征，较能契合他们怨抑不能尽言的心情.……另外，他们透过遗民词人之间的唱和活动，彼此凝聚和勉励，在促进词艺、打发闲暇的同时，亦藉词作来唤发、维系和巩固他们的忠清意识，以达到彼此认同的目的。”（88页）在这里，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上述“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的表里互持的关系。

那么，对这批遗民词人，作者究竟是否如一些评论所言，完全拒绝或放弃了政治判断呢？作者无疑明确地反对过去那种以政治判断取代文学判断、只从政治角度看待遗民文学的研究模式，表示研究清遗民词人所关注的并非遗民意识在政治上是否正确的问题。但是在实际论述中，与“文化遗民”不可隔离的“政治遗民”的身份使政治判断在必要的时候仍然无法空缺。例如，针对这批遗民词人以效忠文化传统为自辩，作者认为：“我们现在已承认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确实值得保留，对遗民的学术成就亦尝试予以肯定。但即使如此，我们的时代仍不会赞同他们的政治立场，不仅仅因为他们效忠的对象是腐朽无能的满清政府，而是我们无法再接受整套代表极权统治的君主制度，以及它附带的一切社会和文化陋习。”（339页）此言甚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失去价值判断，恐怕既无补于文学价值的研究，更带来另一个同样极端的研究模式。

在更具体的文本分析中，由于遗民词的政治性内涵，作者也是无法回避与政治相关的价值判断。例如，谈到“彊邨对杜诗的借用”，作者认为：“彊邨以杜甫自沉，或借用他的诗句来表达对清王朝的效忠，是否仍能获得同样的评价，则颇成疑问。”（350页）这种疑问，并非要以政治衡量一切，而是在看似都是“忠君爱国”的背后区分出文学中所包含的政治价值观的高下。第五章“意内与言外：论清遗民词人的书写模式”通过比较分析直笔抒怀和比兴寄托这两种表达故国之思的书写模式，说明后者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作者认为：“这种书写模式虽然可能会隐藏、模糊了遗民词人的身份和记忆意识，却能淡化甚至泯灭作者与读者之间表面上的思想分歧，使作品能获得更多读者的接受。”（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