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和全球变暖其实是一件事”

早报记者 刘欣 韩晓蓉 

今年3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个关于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和病人死亡的报告，报告里提到，2012年与污染有关的病人死亡案例有700万个。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看到这个数据以后很震惊，打电话给中国疾控中心的一位首席科学家：“是不是帝国主义别有用心？”下午，首席科学家查证后回复他：是真的。

昨天上午，作为2014上海论坛特别专场，在复旦大学史地所教授侯杨方主持下，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中科院院士、2013沃尔沃环境奖获得者秦大河以及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构成了“两位院士一架大炮”的阵容，一同探讨雾霾的问题。

全球变暖和雾霾到底是自然现象还是人为造成？

葛剑雄从历史角度出发，表示沙尘暴不是现代人的专利，而是古已有之。“遇到一次沙尘暴，有的人马上就说它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你怎么知道有史以来最严重呢？我们查了汉书，汉朝时今天的西安，就有一次非常大的沙尘暴。风一吹来，就像下雨一样的土，三天。如果一定认为就是现代工业化引起的，那么汉朝呢？”

他对全球变暖也有另一种看法：“我一直认为全球变暖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一段时间的趋势，但是我认为不应该就此肯定未来的变化就只有这一种。这很难解释，根据我们对历史地理的了解，以往的几千年中间，曾经出现多次气候由暖转寒，由寒转暖这样一种变化。”

而且他认为，导致气候发生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其实还是自然本身，“人类的活动，包括到现在，活动比起自然的力量，毕竟要渺小。我们现在重视环境，这是对的，但整体上讲还是要更多关注自然本身。比如说雾霾，我们现在一讲到雾霾，大家马上就想到开车、工业，但是还不能解决为什么雾霾一下子在中国爆发的问题。”

对此，秦大河表示了不一样的观点：“全球变暖是真的。过去一百年，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全球气候变暖远远超过了自然界固有的变化几率。而且我们认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升温大概50%以上的原因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

他举了一个例证：英国顶尖的学术研究机构丁铎尔中心发布了一个数据，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过去一百年当中上升了0.7-0.8摄氏度。

秦大河接着说：“葛教授的观点非常正确。在几万年、几十万年的时间维度上，地球和太阳自身是会发生变化的，几万年一个周期。但是在一个短的时间内，五十年、一百年，这个变化非常非常小。”

“举一个例子，根据实测资料和模型演算，1750-2012年，太阳变动引起地球热量的变化，我们用辐射强度来计算，每平方米是0.05瓦，而这期间，二氧化碳、甲烷、氧化物等人为排放物增多，经过这种温室气体造成的辐射强度，减去雾霾的结果造成的变化数值是2.29瓦。人类的活动大大影响了几十、近百年以来全球气候的变化。”

众所周知，丁铎尔中心在19世纪前期提出了温室效应。秦大河则给出一组温室气体的数据：1750年人类工业化以来，大气中每一百万个分子里，二氧化碳的浓度是275，2013年是393，增加了41%。“过去1400年里面，现在是最热的时候。”

全球变暖会带来什么影响？秦大河说，全球气温升高2摄氏度，脆弱地区的脆弱人群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老年人死得更快，四大作物小米、稻米、玉米、黄豆，小米和玉米减产1%~2%。

全球变暖与雾霾

其实是一件事情

温室气体的产生主要来自能源的燃烧，而中国的能源主要是煤炭。秦大河介绍，中国目前每年消耗36亿-37亿吨标准煤，“这一情况还在加剧，什么时候到顶点，有的说到2020年，有的说到2050年，我们现在的排放量占据世界碳排放量的1/4左右。世界第一，原因何在？就是煤炭。”

在人均能耗方面，中国也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查了一下世行的结果，2012年全球人均消耗能源是4.88吨，中国人均7吨左右。我们已经超过全球的平均值了，上海已经超过美国的平均值。”

另外，针对葛剑雄说的“雾霾一下子在中国爆发”，秦大河提出，雾霾并不是“一下子爆发”的。他在1990年代至本世纪初就已经发现，珠三角的空气污染很厉害。“我2006年到台湾去，路过香港，香港天文台和我联名做一个新闻发布会，庆祝某一件事情。香港的记者就问，为什么香港整天雾气腾腾？很简单，北风一来，珠三角的污染过来，南风一来，台湾的污染也过来了。”

最近几年的雾霾特别严重，中国气象局在2013年、2014年发布了两次雾霾橙色警报，PM2.5达到了350，甚至400以上。秦大河介绍，造成雾霾的原因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燃煤燃料，第二，汽车尾气，第三是各种自然界的其他排放，包括扬尘。“烧了那么多颗粒物，怎么会没有雾霾？又没有清洁技术。雾霾的治理和气候保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一件事情，不是两件事情。”

革命豪情万丈高，

革命道路阻且长

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秦大河说：“看到有些地方领导人，他们的革命豪情万丈高，他们说三年就要解决雾霾，我实在是不能同意。”

“中国将煤炭作为主要能源，占到68%甚至70%。核能要想占主导地位，需要二三十年。我们的绿色能源太阳能、风能好像世界第一，但是仍然解决不了大问题，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植物能源根本不够。说到底，短期之内摆脱不了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结构。”

秦大河的解决方案是：“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能源结构，能够提高单位能源的效率，能够制定更好的优惠政策，国有、民营、科技人员、老百姓齐动手，我想花一定的时间，我们的雾霾治理一定会大有成效的。”

而且，能源即使被清洁化了，雾霾可以减少了，可是，二氧化碳还是没有减少。

杨玉良开玩笑说，化学家似乎是制造污染的，但是解决环境问题同样需要化学家。他提出了一些减排的案例。

杨玉良在德国读博士后时，了解到德国的塑料和纸张是要回收的。“全欧洲的废纸收集起来后，集中到北欧一个公司去处理。但是只有20%的被拿去做再生纸，其余80%用于燃烧、发电。”

酸奶盒子里也有“革命”前景。“现在做一个酸奶盒子，消耗的塑料只有1990年代的10%多一点。所以是不是可以设计一条渠道，石油被开采出来，先把它做成材料使用，用完以后，通过催化化学反应，再把它变回燃料。这样就可以构成一个链条，在同样碳排放量的情况之下，既能满足材料的使用需求，又能满足能源的使用需求。”杨玉良说。

“传统的化工确实制造了大量的污染，但是如果化学家动点脑筋的话，甚至于更进一步就像秦院士讲的我们落实到技术上，那么我相信化学家能够产生很多很多技术，来改进我们的气候和环境。”

文科生能不能为治理雾霾做贡献呢？葛剑雄以自己为例子：“我现在开的是一辆纯电动汽车，电动汽车的推广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管理问题。”葛剑雄说，为什么电动汽车在美国容易推广？因为“自己有自己的车位”。他认为，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设立充电桩，每个充电桩分配给几个人同时使用，大家内部商量好使用时间。

不当的分配和使用也是导致能耗过大的原因。葛剑雄说，有些国家把房子建好，就给你装好光伏电池或者热水器，很多是公用的。“比如我制定一个格式，通过地方的立法来保证，这套房子比如说都同样装，单独装是什么待遇，一起装什么待遇，像这种是一个管理层面的问题。”

从人文角度，葛剑雄提出，要防止在环境变迁、气候变化这些研究上面的政治化倾向，“作为联合国、国际组织，作为国家的政府，作为社会的主流当然应该讲政治，当然会有一些政治的标准，但是不应该拿这些政治标准去影响政治甚至科学研究办法。”

“中国有一种把政治标签和民粹结合起来的习惯。我们对今天转基因的讨论，对一些PX项目的判断，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把国家利益、价值观念结合起来，比如说在讨论环境变迁的时候，有的人讲有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它来怎么样怎么样，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