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从事二胡事业，用一个词形容叫目不斜视”

早报记者 陈晨

半个世纪前，17岁的闵惠芬以一曲娴熟的技法、感情细腻的《二泉映月》征服了苛刻的评委，获得第四届“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的头奖，从此开始了她辉煌的二胡生涯。去年的第30届上海之春上，年近古稀的闵惠芬一袭宝蓝色亮片晚礼服配白色纱质披肩登台“一江春水——闵惠芬上海之春获奖50周年纪念音乐会”，和她培养的众多学生一起奏响民乐新声。在演出前，她对早报记者说，“我这一生从事二胡事业，用一个词形容，叫 目不斜视 。”

今年2月中旬，闵惠芬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上海仁济医院，虽然经过一系列救治和手术，但闵惠芬始终处于昏迷状态。三个月来，闵惠芬的身体机能不断耗损，各器官功能逐渐衰竭，其中以肺功能和肾功能最为明显。自前天起，昏迷中的闵惠芬白细胞突然升高，昨天上午10点05分，这个曾经两度抗癌成功，经过6次大手术15次化疗，始终在舞台上对观众报之以优美民族音乐的二胡演奏家终于离开了世界，享年69岁。

闵惠芬去世的消息不算突然，其家人和身边亲朋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住院期间，音乐界、政界人士和她的学生相继从全国各地来沪探望，其家人始终陪伴左右。相对于一位“国宝级”艺术家来说，虽然69岁的虚龄显得还很年轻，但闵惠芬的艺术早已留在听众心间，其不长的“二胡人生”，如同一杆运满的长弓，饱满、悠远，生生不息。

“二胡之乡”出生

上海成长 二胡不离身

昨天下午，闵惠芬的学生、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副教授汝艺到照相馆去冲洗闵老师的遗照，洗相片的师傅一看到照片就说，“这不是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吗？”汝艺说，“你怎么知道？”师傅说，“因为她二胡拉得好。”这位师傅五六十岁的样子，不懂音乐，但认得闵惠芬。

闵惠芬的二胡是直面人心的，哪怕是没有什么音乐修养的普通听众，也能从她的乐曲中受到感染。闵惠芬的老友、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刘长福说，二胡是最接近人声的乐器，因此闵惠芬一直强调二胡的歌唱性，她认为二胡演奏一定要做到真正的感人，而不是单纯的炫技。

刘长福回忆说，闵惠芬特别注重对民族风格的弘扬。她花了很多功夫，学习各种地方戏曲、地方音乐，把越剧、沪剧、民歌中的很多曲调都改编成二胡曲目，对二胡表演艺术做了很大程度上的普及。汝艺认为，闵惠芬是在推动民族音乐的发展，她做的事，不只是让专业的人喜欢二胡，而且让更多的普通百姓认识、了解二胡。

闵惠芬，1945年生于江苏宜兴，在她之前，这里还出过两位二胡大家，瞎子阿炳和刘天华。浓郁得无处不在的民间音乐的环境从小就回响在闵惠芬耳畔，江南丝竹、苏南吹打、锡剧评弹等“吹拉弹唱”开启了闵惠芬的音乐人生。

闵惠芬的父亲闵季骞是刘天华的再传弟子，闵惠芬出生时，父亲还在中央音乐学院求学，直到她六岁才回来。除了二胡，闵季骞还向曹安和学习琵琶，向杨荫浏学习三弦，向曹正学习古筝，对民乐相当精通。

但他并不允许闵惠芬碰他的二胡。闵惠芬人生的第一把二胡是她小学二年级去丹阳游玩时从一个要搬家的老师的废物堆里“捡”来的。这把二胡尺寸比一般二胡小，因为那位老师不敢捉蛇，胡筒上惯用的蛇皮是拿蛤蟆皮代替的，但这依然让闵惠芬爱不释手。

真正成就闵惠芬音乐起步的地方是上海。12岁时，闵惠芬得到上海民族乐团的陆春龄和瞿春泉赏识，鼓励她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得知这世上居然有专门为音乐办的中学，闵惠芬兴奋不已。当时她的父母都要上班，小姑娘就孤身一人背着二胡踏上了南京到上海的火车。结果到了上海，只考语文、数学和乐理的初试并没有让她展现足够才华，她落榜了。当时闵惠芬急得直接坐在教学楼的台阶上伤心大哭，哭来了校长的“额外开恩”，加试了演奏，才得以顺利进入上音求学。

原上海民族乐团团长、作曲家顾冠仁记得，大学时代开始，闵惠芬就被同学们亲切地称呼为“老闵”，而每次演出时，她总是左肩斜背着二胡、右手拉个大箱子、左手拎着演出服，琴箱带交叉在胸前，简直是“五花大绑”。让她把乐器装箱托运，她说：“乐器是我的宝贝，托运或让人拿我都不放心，坐车、乘飞机都要随身带着。”之后她数十年如一日，肩背二胡、拖着行李箱走南闯北。

1963年的“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正式把她推向了文艺前线。第28个出场的闵惠芬当时是所有参赛者中最小的。要演奏“抒发对旧社会黑暗统治的愤懑和表现瞎子人生经历的辛酸”的必选曲目《二泉映月》，对当时的闵惠芬来说还是难以达到对作品的透彻领悟，但她“硬着头皮上”。

直到“文革”结束后，闵惠芬在复出的首场演出前独自到无人的剧场里呆坐了一小时，那时她才深深体会阿炳作品中“路途遥遥何处是尽头，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受——“文革”期间，闵惠芬的老师陆修棠自杀。也正是在那时，她结识了后来的丈夫刘振学，两人一路扶持，走到最后。

闵惠芬一家从事音乐事业，除父亲是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外，弟弟闵乐康同样是国家一级指挥，妹妹闵小芬是旅美华人琵琶演奏家。闵惠芬的丈夫刘振学是一名舞蹈编导，儿子刘炬现任中央芭蕾舞团指挥。

扎根民间音乐

探索“器乐演奏声腔化”

1974年，闵惠芬调入中国艺术团，在这一时期的外事和国内演出中，她演奏的《江河水》、《赛马》、《红旗渠水绕太行》等乐曲大受欢迎。1975年，浓缩了中国艺术团精品节目的舞台艺术电影《百花争艳》在全国各地放映后，闵惠芬的名字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闵惠芬演奏中大气的台风、丰沛的情感、鲜明的力度对比、浓郁的民间音韵，以及歌唱般的感染力总能轻易地俘获人心。最著名的例子包括：金日成访华时听过闵惠芬的演奏后激动地握着她的手说“你的演奏把我迷住了”；指挥家小泽征尔在听完她的演奏后伏案恸哭，说她的演奏“诉尽人间悲切，使人听来痛彻肺腑”；随小泽来华的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乐手则将闵惠芬誉为“最天才的弦乐演奏家”；她的二胡演奏被法国报纸评价为：“连休止符也充满了音乐！”

一方面闵惠芬是演奏明星、“二胡皇后”，另一方面，她仍然热爱民间音乐，坚持“上山下乡”采集民间音乐样本。她除了对从小耳濡目染的江南丝竹的清新悠韵烂熟于心，也被潮州乐队乐手盘膝而坐，沉静、纯真的演奏状态深深打动，被兰州吹皮影帘后一人包办吹拉弹唱的民间艺人所折服，她还拜师学习各种地方戏曲唱腔，并将唱腔特色融入二胡演奏。扎实的民间音乐功底让她在与作曲家合作时常常能够理直气壮地提出令作曲家不得不服的修改意见。

民间音乐的根基给闵惠芬的二胡艺术带来最卓著的成就是她的“声腔化”演奏技法，这一技艺将她的二胡生涯带上顶峰，而闵惠芬的后半生都在对这一技法进行不断地完善与探究。

1975年，闵惠芬接到任务要用二胡为毛泽东录制一批京剧唱腔，因为当时毛泽东患上白内障，行动不便，想要一些可以听的“京剧唱段”丰富文娱生活。当时专业上还没有“声腔化”这一“学名”，就是要求二胡既要展开京剧演唱的韵味，又要保持二胡自身的特点。好在二胡这种乐器本身就最接近人声，这样的要求虽然苛刻但的确具有相当的可行性。为了掌握京剧声腔的特性，闵惠芬奔波于京、沪两地，到处求教京剧名家，通过自己学唱、揣摩不同流派的区别，从中吸取营养，之后她以二胡录制了《逍遥津》、《斩黄袍》、《卧龙吊孝》、《连营寨》、《哭灵牌》等八段不同派别的老生唱段。据后来一篇关于毛泽东遗物的文章中透露，闵惠芬的那盘京腔二胡磁带是主席收听频率极高的一盘。

完成任务后，这种试用戏曲唱腔来拓宽二胡演奏空间的表现方式继续为闵惠芬所用。1977年，闵惠芬演出了自己编曲的《洪湖主题随想曲》，后来她还改编了古代琴歌《阳关三叠》、越剧徐玉兰唱腔《红楼梦》选段《宝玉哭灵》、台湾民谣《草螟弄鸡公》等。同时，她广邀作曲家根据她的构想创作了多首用戏曲经典唱段编成二胡曲来演奏，昆曲音乐《游园》、沪剧音乐《绣荷包》及粤曲《昭君出塞》等十多首。闵惠芬自己曾得意地说，如果把这些成熟的“器乐声腔化”作品罗列起来，得拉7个钟头。

曾当面跟闵惠芬学习其代表作《宝玉哭灵》的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研究生于海音说：虽然我十分热爱她音乐中的善、她的伤，她的壮、她的悲，可是我学不像，因为我没有像她那样清楚记住每一句唱词、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个音符和字的处理，更不要说像她那样融进自己的内心、化为自己的血液。无论是场次中“金玉良缘将我骗”的“骗”字爆破音与在琴上的处理关系，还是“害妹妹魂归离恨天”的哭泣感与演奏的操作手法，都只有亲自聆听她的讲解、示范，甚至当面演唱，才能知道为何“不信人间别有悲”。“闵老师音乐演绎出的美是最高端的美，这美有着太多人赞扬，可实际上，亲眼看到她对音乐的执着和痴迷时，我认为，这些美却是她给自我最大的奖赏。”二胡声腔化演奏必须以熟悉、掌握大量民间音乐，包括各种戏曲、曲艺及民歌为前提，在这一方面闵惠芬可谓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她从小喜爱民间音乐，加上天资聪颖，无论戏曲、曲艺还是民歌她都一学就会，一唱就响。她曾说：“我对民间音乐的喜爱完全是出于内心的，一听到这些音乐我就着迷，这是我和音乐学院学习的同学们一个很大的不同。”顾冠仁曾在纪念闵惠芬的文章中写道：“我和闵老师之间的差距，在于她是从内心喜爱民间音乐，而我只是部分喜欢，其他的出于职业需要 强迫 自己学习，她能做到的，我却不一定能做到。”

顾冠仁认为，“经过三十多年的艺术实践，充分证明闵惠芬二胡演奏声腔化的探索是成功的，她所移植改编的作品听众是喜欢的，器乐的声腔化更接近演奏家与听众的距离。她的成功启发了其他民族乐器及演奏形式的创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闵惠芬的艺术实践对民族音乐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而在闵惠芬的成功实践带动下，琵琶、筝等民族乐器也相继进入声腔化的改革与发展阶段，整个“器乐声腔化”对于民族音乐表现地域色彩、人物性格的功力有大大提升。

虽不在音乐学院任教

依然“桃李满天下”

这些年闵惠芬的身体一直不好，大小毛病缠身，进出医院如家常，去年在采访过程中她也多次表示“我现在身体不好，体力不行，医生要我多休息”。但即便如此，每一次她这样说，记者便抛出“最后一个问题”，而她竟又顺着这个问题滔滔不绝起来。而事后整理采访录音时，记者发现规律是这样的——问到她相关的经历时，闵惠芬会简单说两句，然后表示“这些老生常谈的经历没什么好说的”；如果记者问关于民族音乐本身的问题或者让她表达对当下民乐发展的看法，她的话匣子又轻而易举地被打开了。

虽然在媒体上多次批评如今音乐界人士逐渐抓不住民族音乐的“魂”，音乐学院的学生如今“起点比我高，手指比我快，心里却是空洞的”，但生活中闵惠芬十分关注青年音乐家的成长。她并未在音乐学院教书，但在二胡界却是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宗师”。

上海民族乐团二胡首席段皑皑说：“她的演奏太有特点了，小时候听磁带，一听就知道这一定是闵惠芬的琴。她的演奏是学生时期必须钻研、借鉴的。”段皑皑非常幸运地在进入乐团后和从小模仿、学习的偶像一起共事过一段时间。“虽然她并不是我的专业老师，但是她给了我很多教导。她对年轻的音乐家都特别热心，如今中国民乐界的中坚力量这一辈几乎都受过她指点。”段皑皑十分高兴闵惠芬常跟她说，她俩的“审美相近”，“这种审美相近一方面是比较注重传统，另一方面，她并不是一个固守传统的人，她是一个遵从内心、善于创造的人，而且她创造的东西也能够成为新的经典，同时她经常鼓励我主动去和作曲家沟通，而不是依附于作曲家给出的完整谱子。”

日本音乐家武乐群曾远渡重洋来向闵惠芬学琴，他评价闵惠芬“大气、霸气、和气、人气”。“闵惠芬的音乐，即使仅仅是聆听，你也会感到她的宏伟和壮观。”

“比如《江河水》引子的演奏，二胡是在无奈的哀叹、悲鸣，即使推、拉、换弓或者音阶切换时那种忧伤仍然持续不断、如泣如诉。闵老师的长弓在传统的二胡演奏基础上增添和开创了前人未有的技巧，指、腕、肘、肩各个关节有机结合、运动自如。仔细观察她的运功，你会觉得有时弓不是在用力拉而是自己在行走，短短的竹弓好似无限延长。长弓的精到细微令人感到生命在呼吸。”至于霸气，那是因为“闵老师的演奏更接近男人，而且是大丈夫的演奏”。

武乐群还清晰地记得，一次他来上海探望住院期间的闵惠芬，闵虽身卧病床，手指依然在床沿跳动，进行数十年如一日的晨练。这令他十分感动。

二胡演奏家赵磊回想起与闵惠芬相处的点滴，感慨地说：“闵老师身上有两点令我感触最深，一是她对于音乐教学的严谨无私与开放多元，二是她的待人谦和热情。”

赵磊告诉记者，对艺术行业而言，从来都有“教会学生，饿死师傅”之说。“两年前在准备个人音乐会时我非常希望能演奏一首古曲，也是闵老师的成名曲之一《阳关三叠》，我很希望得到闵老师的指点，但又顾虑重重，怕被拒绝，不敢开口。在我拜访闵先生时，怯生生地提出这一愿望，没想到闵老师非常高兴，即刻进入到教学状态，细心详尽地叙述了这首古曲的意境，还吟唱王维的 《送元二使安西》，让我直观感受音乐需要呈现的意象，继而又辅导我如何用二胡的语言表达。三小时的授课，闵老师倾情教导令我惊喜之外，受益颇深。而后，在音乐会次日下午，闵老师竟主动电话我，就我音乐会的每首作品，逐一进行了优、缺点评价。还对于我个人站立的演奏方式，以及多选择移植、改编和原创作品的探索演奏鼓励有加。她说，我们演奏的是民族音乐，一定要演奏给世界听，一定要有时代性，一定要让更多的年轻人理解民乐语言。这才是你们这代民乐工作者的责任。”

“闵老师贵为 一代宗师 ，总有众多人士拜访、求见。去年我有幸配合闵老师做二胡音乐讲座，结束后，许多乐迷、剧场的行政人员都要求和她合影、签名，其间还要和乐迷聊些比较业余的音乐话题，而闵老师无一不笑脸相迎，真诚回复，礼貌谦逊之处，这让我们这些晚生触动很大。”赵磊说。

关于闵惠芬，还有个鲜明的特点是喜欢吃、管不住嘴。据说90多岁高龄的笛子演奏家陆春龄如今提起闵惠芬依然叫她“这个馋嘴巴的小姑娘”，而她在住院期间，常常不顾医生要忌口的告诫，盼望着各种美味一饱口福。

（早报记者李静蛰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上海音乐出版社《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