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这个词其实来自宁波话

上世纪30年代，苏州话在上海的影响达到高潮，此后逐渐萎缩，比如上海人也曾经学苏州话的“阿要xx”。

杭州作为南宋都城，也曾小小地影响过上海话。

苏北移民虽然有数量优势，但对上海话的影响不大。

陶寰

我原来认识的一位老教授，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他在讲现代汉语课程的时候，讲汉语方言，讲吴方言，分布在哪儿哪儿，吴方言的代表点是上海，每次讲课讲到这儿，他就叫学生把上海两个字“划脱”，写上苏州，因为他是苏州人。

我们知道，苏州在吴语区，长期以来的的确确居于文化优势地位，问题是，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苏州和上海这两个城市的地位一升一降，出现逆转现象。上海的产品，上海的文化，包括上海话本身的地位都有很大提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具体到今天的话题，上海在近代一百多年，从一个海边的小镇，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它所经历的变化显然比其他城市大得多。有个法国研究汉方言的学者说上海方言只有150年的历史，我听了一愣，跟他讲：那150年前，上海这一带的人说什么话呢？

上海方言的源头

上海方言，如果从源头来讲，我查过《大清一统志》，最早，秦代在此设了两个县，南属海盐县，北属娄县。大体上说，青浦、松江北部属娄县；松江的南部，金山、奉贤一带属海盐县。唐代天宝十年（公元751年）设华亭县，隶属于秀州，五代属秀州，就是今天浙江的嘉兴管辖。

上海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不是现在的黄浦江，而是苏州河。苏州河是黄浦江支流吴淞江上海段的俗称，史籍记载就叫吴江，起源于江苏的吴江县，流经上海的松江县。到下游我们叫吴淞江，但注意并不是吴江加松江合起来的称呼，我们比较倾向于“淞”就是江的意思。上海南北两片的方言主要就以吴淞江的故道为界。

上海方言在宝山县的南部分成两块，旧吴淞镇以南这块属于旧松江府管辖；以北，属于旧昆山县管辖。这两块地方在吴越国以后，到宋代北属昆山、南属松江管辖。这个时间持续很长。

吴淞镇以北的方言向心力在太仓，吴淞镇以南的地方向心力在嘉兴。明清两代上海县志都有记载。上海县设立以后，县城视松江为重，换句话说，上海县县城的口音向心力是在松江，也就是说松江人以学嘉兴口音为高，上海人以学松江为高。这个是上海方言的真正源头。

苏州话、英语

对上海话影响较大

1853年，上海开埠后，苏州话对上海话产生极大影响，一方面是移民因素，更重要的是苏州当时在文化上的地位高于上海。语言总是从威望高的地区流向威望低的地区。

苏州长期以来居于文化优势，尤其评弹的影响很大，老上海人都爱听评弹。苏州话对上海方言的影响，有两个标志，一是韩邦庆，他本身是松江人，生活在上海，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曾长期生活在苏州，但他的小说《海上花列传》用的却是苏州话——看来，当时苏州话在上海的地位似乎有点像拉丁语在欧洲的情形。

还有一个吴毓昌写《三笑新编》，后来改编为《唐伯虎点秋香》和《黄老虎抢亲》两出戏。他是上海金山人，但《三笑新编》里面的丑角，讲的是苏白。

总之，上海方言中留下许多苏州话的影子。如“ ”是上海本地语，相当于普通话的“吗”，三四十年代学苏州话，赶时髦，上海人才喜欢用“阿”，例如，你要不要吃，苏州话是“倷阿要吃”，上海话本来是“侬吃 ”，后来也跟着说“侬阿要吃”或者“侬阿要吃 ”。现在，上海话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旧上海有英租界，英语对上海话影响也很大。当时也有法租界，但法语对上海话影响不像英语这么大，上海话中留存的法语词汇非常难找，但英语词汇留存很多。如废棉纱叫“回丝”（英语waste）；公园季票叫“西辰”（英语season）；如“十”叫“听”，就是英语的ten；扑克的一种赌博方式叫“梭哈”，就是“showhand”；“两对牌”叫“土匹”（英语two pair） ；“电话”老上海话叫“德律风”（英语telephone）。

“伊”和“阿拉”来自哪里

杭州话对上海话影响不大，但是也有。这里的杭州话不是指的现在的杭州话，而是南宋的杭州话，也就是宋代临安官话。如果你到上海西部，青浦一带，第三人称单数读作“伊”，降调，上海本市其他地方都是读升调，浊声母，青浦这个降调的“伊”是怎么来的？

如果你把这个“伊”从杭州出发往东排列，从余杭、海宁、海盐、桐乡、嘉兴、嘉善，这一路排过来，你会发现，它们的“伊”一律全部读做降调，一直到青浦为止，过了青浦，就没了。这个音应该来自杭州话的上声。

上海人现在用“阿拉”这个词代表“我”，但事实上这个词来自宁波话，“我伲”才是上海本地话。我问过上海人，他们说，“伲”字讲得更多，“我伲”比较正式，平时口语用得少。到大概1940年代左右，开始用“阿拉”。

我了解的宁波人，在上海的居住特点是小聚居、大分散，宁波人也比较抱团。还有，我知道的宁波人，以技术工人为主。像上海人说的“红帮裁缝”，红帮裁缝不是一般的做衣服的裁缝，是专门做西装的。

据我们的文献调查，这个“红”就是指奉化的“奉”，这些奉化来的技术工人，应该说在工厂和社会中取得了比较高的地位，他们的方言影响到上海人，而且能够让上海人放弃“我伲”，改说“阿拉”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词。

宁波话在上海话中留下的不多，但“阿拉”这样的词非常重要。另外，“我”这个词尽管上海也用，但我们这一代人“我”的读音是从宁波话来的。

上海的苏北移民为数不少，但苏北话对上海话的影响很有限。实际上，最早一批来上海的苏北人已经完全融入了上海，最初他们可能也是跑单帮来到上海的，像天蟾舞台的老板顾竹轩。后来，陆续来的许多逃荒的苏北人，像夏衍《包身工》里面写的那些人，还有很多码头工人，他们一般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棚户区，甚至是更差所谓“滚地龙”里。

苏北移民，占到江苏省籍移民上海总数的35%~40%，上海原有的本地人只占到上海人口的20%，也就是说苏北籍的人口比上海本地人人数还多，但是，苏北话在上海话中留下多少东西呢？我们找过，只有像“乖乖”、“麻油馓子”、“小把戏”（小孩）等有限的几个词。

普通话对上海话是

“泰山压顶”

最后，不得不说，现在对上海话影响最大的是普通话，而且普通话对上海话的影响与早先的影响最大的不同是：过去，上海人立足于上海话，同时受别人的影响，换句话说，上海人对语言的态度始终是不变的，或吸收、或改造，或跟别人进行妥协，造就了上海话的面貌。但是现在，普通话对上海话的影响，是泰山压顶之势。很多上海人在普通话的影响下，语言态度不是那么坚定。

据我所知，如果把上海分成中心区和外围区来看的话，中心区，静安、黄浦这几个区对上海话的语言忠诚度比较高，周边来看，普陀、闸北、虹口、杨浦这几个区对上海话的忠诚度并不是太高。

影响上海话的因素，最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需要，比如上海原来没有这个词的，西方的工业品进入上海时，很多名词伴随着物品一起进入。

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是：语言威望，一般，语言总是从威望高的语言流向威望低的语言。苏州话进入上海话，是因为苏州在历史上的地位一直居于上海之上；杭州话、临安官话影响上海，那是在杭州作为首都的时候；相反的，苏北话（江淮官话）在上海留下的成分非常非常少。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