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最早中译者—— 神秘的饶述一（之一）

王 蔚

1928年初，英国作家D. H. 劳伦斯在意大利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女主人公嫁给一位在战场上受伤瘫痪并失去性功能、庸俗拜金、冷酷乏味的英国贵族，苦闷之下与自家庄园中身心健全的猎场看守人发生肉体关系，体验到新的生命境界，最终离婚出走。两性关系一直是劳伦斯着力表现的主题，但他的书却常被人以色情视之，饱受攻击。《查泰莱》中有多处直接的性爱描写，措辞大胆，尺度远超他以往的作品。当年7月，劳伦斯将这部小说通过佛罗伦萨一间印刷所印出一千册，请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友人帮助出售，两个月后便卖出大半，但也遭到了海关的拦截。11月，他在佛罗伦萨又推出了一个平装本，印了两百册，也很快售罄（Warren Roberts & Paul Poplawski, A Bibliography of D. H. Lawrence, 3r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38-139, 148-149）。该书流入英国后旋即引发轩然大波，10月，伦敦的《英国佬》（John Bull）杂志上刊出一篇措辞刻薄的匿名评论，称《查泰莱》是“最能给我国文学抹黑的邪恶产物”（the most evil outpouring that has ever besmirched the literature of our country），甚至整个世界文学中也找不到更下流的。作者讥讽劳伦斯心智处于病态，除了性就不会写别的，对当时英国还没有哪条法律能制止他炮制这样的小说表示遗憾，呼吁严加查禁，绝不能让该书入境（“Famous Novelist's Shameful Book”, D. H. Lawrence: The Critical Heritage, Ed. R. P. Draper,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278-280）。

195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的《淫秽出版物法案》（Obscene Publications Act 1959）。次年，企鹅出版社计划推出劳伦斯作品全集，其中包括全本《查泰莱》。伦敦中央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随即根据该法案对出版社提出控告，企鹅出版社邀请多位著名学者出面发表意见，力争该书并非淫秽，最终陪审团认定出版社无罪，该书才在英国正式解禁。此前这本书在美国和日本都吃过官司，尤其是1952年和1957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以及最高法院终审分别认定日文版《查泰莱》的出版商和译者“贩卖猥亵文书”的罪名成立，课以罚款（英日审判详情可参见《译海》编辑部编《审判〈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足见直至出版三十年后它还蒙有淫书恶名，争议不绝。

又过了三十年，这本书在中国也惹出不小的风波，不过是在法庭之外。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主任唐荫荪从老友钟叔河手中获得一册1930年代出自饶述一之手的《查泰莱》中译本，向总编辑朱正建议翻印出版。以该书的题材和知名度，无疑会成为畅销书，可帮助出版社走出经济困境。慎重考虑后，朱正决定以发行购书证，限定相关专业读者购买的方式出版。1987年初，《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终于面市，首印九万册，订数很快高达三十六万册，反响热烈。但一家没订到此书的书店负责人通过关系向一位曾主管中央宣传工作、大力倡导“清除精神污染”的老领导举报，要求查处的批示旋即下达给国家出版局。出版社接到查禁的命令后，不得不将已印好的书封存，还没来得及装订的则化作了纸浆。最终湖南省出版局的正、副局长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社长、总编都受到处分（详见朱正《〈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和我》，载《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一期，85-87页），处罚可谓严厉。

《查泰莱》重见天日又半途夭折的命运堪称当时中国保守和开放两种思潮交锋的一个缩影。这部小说遭毁谤多年，在1987年的中国尚不能获得认可，它的中文全译本竟早在1936年便已问世。劳伦斯的原著描写细致，用词丰富，杂有大量方言，翻译起来绝非易事。饶述一的译文在理解和表达上都比较到位，特别是语感流畅，没有常见的生硬翻译腔。一直致力于译介劳伦斯作品的一位当代译者便对这个译本评价颇高：“很是服膺饶先生精湛的文字造诣，也艳羡饶先生对英国人生活了解的透彻，这体现在其译文遣词造句的细微处，若非劳伦斯的同时代人并体验过真正的英式生活，是不会用词如此准确的。”（黑马《〈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生命之书》，载《博览群书》2010年第五期，72页）这位开风气之先且水准一流的译者饶述一，至今还没有任何研究者说得清他的生平。除了《查泰莱》，饶述一名下找不到其他任何译著和著作，他也从未出面讨论或回忆过对此书的翻译，在横空出世后便遁于无形。这种情形对一个文化人而言未免显得诡异，也不禁引人猜想，“饶述一”是否为某人只用过一次的笔名？如果这是个化名，他的真身到底是何许人也呢？

根据版权页上标注的信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1936年7月付印，8月初版，印数两千册。译者和发行者都是饶述一，也就是以其个人名义出版。印刷者是位于北平灯市口的东亚印书局，“特约经售处”为上海北新书局，“北平代售处”则是知行书店、佩文斋人文书店和华鑫书社几家位于琉璃厂、东安市场等书肆云集之所的小店。东亚印书局是一家小印厂，经理包介宸1931年曾出面牵头，和其他数十家印刷商联手成立北平市印刷业同业公会（陈升贵主编《北京工业志 印刷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105页）。《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忽略了东亚印书局，只将该书写为“上海北新书局经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 外国文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90页），《中国新文学大系》整理的翻译图书编目中则写为“北新书局1936年8月初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图书馆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1927-1937 第二十集 史料·索引 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974页），导致后来的很多书籍和文章中都误称这个译本在上海出版（如马祖毅等著《中国翻译通史 现当代部分 第二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293页；朱栋霖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00（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61页；李宪瑜《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 三四十年代·英法美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3页）。

该书在“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的标识上还钤有一方“饶述一版权章”，可见这位译者很注意保护自己的版权。清末以降，印刷技术从石印到铅印不断进步，出版业日益繁荣，书商私自翻印书籍售卖的现象也随之泛滥。盗印者除了重新制版，还有更便捷的手法：“一个著作者自己要出版一部作品，把稿件交给小印刷所去排版，等到全部稿子校定之后，这家印刷所就自己多打一副纸型。然后把正文印好，封面换过，定价改低；有的甚至将书名，编著者的姓名都改变了，装订完全之后，就可以发售了。也有怕受法律制裁，把纸型带到远地去印刷发售的，使著作者追究困难，于是他们得逍遥法外，获利十倍。”（吴铁声《翻版书的黑幕》，载1931年11月《中国新书月报》一卷十、十一号合刊，50页）书印好后粘贴版权印花或加盖版权章，是防范盗印的常用对策。

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版权法《大清著作权律》，1915年，北洋政府治下的《著作权法》问世，1928年，国民政府也颁布《著作权法》。三部法律的主要内容一脉相承，都规定著作人终身享有著作权，死后可由其继承人继续享有三十年，对翻印、仿制、窜改等侵权行为，著作权人可以提起诉讼，获得赔偿。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著作权法都将译著与著作的权利同等对待，国民政府却规定译著只享有二十年著作权。《大清著作权律》绝大部分条款都是移植自日本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首次颁行的著作权法，但日本那部法律的前提是自动获得著作权，而中国这三部著作权法却都采取注册授权制，即要求先通过官方手续正式登记注册，著作人的权利才能得到保护（参见王兰萍《近代中国著作权法的成长（1903-19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89-190页）。根据1928年的《著作权法》，注册由国民政府内政部负责，申请注册时需提供两份样本，按“著作物呈请注册程式”呈报给内政部，需填写申请人的姓名、籍贯、年岁、职业和住址。注册后内政部发给执照，并在政府公报上刊登公告，将申请在著作物注册簿上登记，注册簿上的信息公众均可请求查阅和抄录。已注册并获得执照的书籍“应于其末幅标明某年月日经内政部注册字样，并注明执照号数”（《著作权法》、《著作权法施行细则》，载1928年6月《大学院公报》第一年第六期，1-11页）。

这也就是说，如果饶述一确实持有《查泰莱》译本法律意义上的著作权，那么他本人必须向内政部注册。当年的申请资料倘若能够保存在某份档案中，将是判定他身份的直接证据。但首要问题尚不是资料是否还能存留至今，能否寻得，而是饶述一是否真的按规定注册过，获得了版权？《国民政府公报》的附录里隔一段时间会集中刊出一批“内政部核准著作物注册一览表”，包括著作权所有人、著作人、呈准注册年月、执照编号等信息，其中绝大部分是商务、中华等大出版社将自家的书籍集中注册，个人申请注册的情况不多。刊登时间相对于注册时间存在一定滞后，1937年上半年只刊载到1936年3月呈准注册的书籍（参见1937年5月17日《国民政府公报》[2355号]，12-13页）。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政府公报的内容也受到影响，直至1938年下半年才恢复刊登核准著作物名单，但跳过了两年，自1938年3月注册的书籍开始。（1938年7月9日《国民政府公报》[渝字64号]，16-18页，从执照号码可知中间缺少两千三百余部书的资料。《公报》1937年12月1日起在重庆出版，编号改为“渝字”。）虽然《公报》此后刊出的注册名单中未出现《查泰莱》，但仍无法确定该书是否曾获得版权执照。《查泰莱》的版权页上则并没有标明已经注册的字样。

1928年的《著作权法》还规定，出版物在两种情况下将被拒绝注册，即“显违党义者”和“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者”。1930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施行的《中华民国出版法》对出版品的内容作出了四点限制，前三条属于政治禁忌，最后一条是“妨害善良风俗”。官方对这些禁忌内容设置了控制手段，要求“为书籍或其他出版品之发行者，应于发行时，以二份寄内政部改正增删”。1931年10月公布的施行细则中进一步明确为将稿本呈送内政部，送审时需标明著作人或发行人的姓名和住所，如不送审将被处罚。倘若内政部认定出版物违反了四条中的任何一条，将禁止其发售，亦可将其扣押，该出版物的发行人、编辑人、著作人和印刷人可被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之罚金”（《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细则》，《中国新文学大系 1927-1937 第十九集 史料·索引 一》，547-549、552-553页）。

1931年9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局五家出版社北平分局的负责人联名上书北平市政府，陈述北平市内翻印猖獗的现状，指出东安市场、西单游艺场、城南劝业场等多地均有翻版书的窝点，翻版书中“有妨碍风化者，有曾经政府查禁重新翻印者，有侵害著作出版权者，约有数百余种”，要求政府予以取缔（参见《北平出版界开始向翻版书下攻击令》，载《中国新书月报》一卷十、十一号合刊，27-28页）。随后北平市公安局因“翻印名人著作，私售中英文淫秽书画等事”“事关商业道德，与夫青年学子品行”，派员首先对东安市场进行了检查，在一家书店的库房里，查获《啼笑因缘》翻印书十部、《性乐》一千零七十九部、《性史》一千三百二十二部、《性谈》一百六十六部（《旧都出版界之魔窟》，载《中国新书月报》一卷十、十一号合刊，31页）。从这次查禁可以看出，盗版书商感兴趣的除了畅销小说外，主要集中在性题材上，而此类书籍在官方眼中不能姑息。书业代表所称的“妨碍风化”，即可包含在出版法“妨害善良风俗”一条中。

《查泰莱》的女主人公多次背着丈夫与人私通，这已经越过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底线，加之书中大段的性爱描写，一旦按规定呈送，可以预料到会被判定为“妨害善良风俗”，无法过审，还会给译者本人带来麻烦。就算不受制裁，译者身份一旦为公众所知，很容易被视为宣传淫乱，像推出《性史》的张竞生那样变得声名狼藉。从这个角度考虑，饶述一更有可能绕开官方私自印行，并使用化名以规避风险。事实上，当时官方并没有拿出有效的措施来保护版权，送审这一制度也未得到切实贯彻。1933年8月，在出版商最集中的上海，市政府公告称“各地出版图书日益浩繁，其遵令寄送本部审查者固多，而迟未呈送者亦为数不少”，敦促发行人依法送审（《及时将图书送审内政部》，《中国新文学大系 1927-1937 第十九集》，579页）。1934年4月和10月，上海市教育局又两次向书业同业公会发文，称仍有大量图书未送审，要求尽快呈送，否则将严厉查处，并特意强调，“各书局出版品，在未依法呈请注册以前，既未享有著作权法之保护，即无对抗第三人之效力，卷末不得擅印 版权所有 等字样”（《限期将图书送审内政部令》，580页；《图书须内政部审核后始准发行令》，582页）。直到1936年，内政部还发布公告申明，呈请版权注册和寄送审查是两个独立的流程，后者是发行人必须履行的义务，不得省略（《图书注册后仍须送内政部备查》，583页）。如此再三督促，可见并未通过审查却照常出版的书不在少数，《查泰莱》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想找到饶述一在呈送审查或版权注册时的个人资料，希望非常渺茫。要探究他的身份之谜，目前只能通过译本中透露的蛛丝马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