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在读过近年来国内出版的中世纪修道院书信集以后，再读十二世纪经院哲学家阿伯拉尔的自传《劫余录》（孙亮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10月），能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在那些中世纪情书背后跳动的一颗敏感而深刻的心灵，可以更深入地思考爱与罪的神学逻辑、语言逻辑及其与人的自由意志的关系。
这个爱情故事本身并不太复杂。身为神学教师和哲学家彼得·阿伯拉尔才华横溢，与他的家庭学生爱洛伊丝双双堕入爱河。爱洛伊丝怀孕之后，阿伯拉尔向她的舅舅菲尔贝提出与爱洛伊丝秘密结婚并获得同意。两人回到巴黎过着秘密的夫妻生活，但是菲尔贝违背承诺，公开了这桩婚事。阿伯拉尔只好把爱洛伊丝送进了女修道院，但激怒了菲尔贝，他雇人对阿伯拉尔强施阉割之刑。事后，阿伯拉尔入修道院做修士，爱洛伊丝出家做修女。两人虽因事务而有过短暂见面，再没有别的接触。后来阿伯拉尔把自己的遭遇写成《劫余录》，传到了爱洛伊丝手中，两人又开始了通信联系，直到阿伯拉尔去世。从中世纪以来这段故事不断流传，这不仅仅是因为阿伯拉尔在中世纪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更因为这段情感故事中所包含的爱与罪的神学逻辑，以及“说”（语言）的思辨与表达力量可以激发现代人对爱欲与自由意志的思考。
《劫余录》（Historia Calarmtatum）这个书名曾被译作《我的灾难史》，前者显然更胜一筹，爱情劫难过后，那是一种痛定思痛的咀嚼。这份自传其实是阿伯拉尔遭难之后写给朋友的一封长信，回忆他的成长经历，重点是从成名、热恋、遭难到忏悔的经过。贝蒂·拉迪斯在该书《导言》中说，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的写作是一个自我宣泄的过程，它原来也许只是一篇申辩，结果却成了真实的自我剖析。从个体自我的宣泄、申辩、剖析到认同，恰好是一段相对完整的心路历程。该书的附录部分还收入了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的七封来往信函，以及《阿伯拉尔的信仰宣言》，附录的篇幅远超过正文。贝蒂·拉迪斯认为《劫余录》与附录中的书信有紧密联系，因为许多被省略的痛苦细节在他后来写给爱洛伊丝的信中有所表现。
从自传和书信中可以感受到“说”（语言）的重要性，因为他们都擅长逻辑与论辩的“说”，他们心灵的对话充满了对言辞的敏感及逻辑的论辩。正是这种“说”（语言）形成和发展了他们之间的爱与罪的自由意志与神学逻辑，使之最大限度地充满了情感与理性的张力。十八个月的浓情相恋，然后是狂暴的风雨摧残，接下来是十年各自的隐修。她仍然恋他，他则全然膜拜上帝。对于她而言，在失去爱之后的记忆是痛苦的，而更痛苦的是无法忘却记忆。爱洛伊丝在书信中表达的“情人认同”无疑令人感动：“我只想要你，而不是你的什么东西”；与“妻子”的名义相比，她更情愿做“情人”，因为这词“永远感觉更甜蜜”，哪怕“叫作小妾或妓女”；即使统治世界的君王奥古斯都愿意娶她为妻，“我仍更愿意做你的情人而不是他的王后”（第110页）。
爱洛伊丝的言说极为直率和大胆，极大地张扬了爱的自由意志，在回首往日情爱的时候丝毫不感到羞愧和后悔。而阿伯拉尔的“说”（语言）中则包含了更多的论辩性与忏悔性。当他把自己的爱与上帝的爱摆在一起的时候，他说：“真正爱你的是他，不是我。我的爱曾让我们双双成为罪人，这只能叫作欲望，不是真爱。我在你身上寻求的是可憎的享乐，这便是我全部的爱。”（151页）很难相信这全都是真实的，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洗心革面”、决意一心侍奉上帝。这是他的爱与罪的神学逻辑，人性中的爱欲是先天内在的，在后天通过人的意志选择而被引向罪。只有通过认罪、忏悔才能把爱引向上帝，才能实现有罪之人与上帝的和解。
这种爱与罪的神学逻辑是如此强大，以至爱洛伊丝在后来的书信中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言说。爱洛伊丝在信中谈到“最能触动人的肉欲、最让我们躁动不安、最能破坏我们的理智和上帝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的物质”，就是酒（信函五，166页）。虽然此时的她是在讨论教规，是在向阿伯拉尔请教如何制定修道院的修行制度，但若没有之前她和阿伯拉尔在热恋中品尝美酒的体验，不会有如此认识。更重要的是，她原来是那么热切地希望阿伯拉尔能够回应她的爱意，重新建立爱欲的关系，但是现在只能以这种严肃的讨论来维系与他的联系。这很令人感到哀伤，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如贝蒂·拉迪斯所说，这里展现了两人关系的深层背景和唯一可能的发展方式，那就是阿伯拉尔在遭难之后极力引向的爱上帝之途（第25页）。至此，我们不禁要问的是，辩证精神与哲学论证在爱情中究竟有何意义？在神学与爱情学之间，最牢固与最脆弱的联系究竟是什么？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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