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会“首席摄影”：只记录不浮夸

早报记者 钱恋水

如果你经常在音乐现场看到摄影师李乐为，会发现他永远一身黑，因为黑色对舞台的影响最小。最喜欢的黑衬衫他会买八件，合适的黑衣服最少四件起买。

一年上百场音乐现场的拍摄让李乐为成为“中国摇滚现场首席摄影师”。不仅是摇滚现场和各种音乐节，流行、古典、戏剧、舞蹈的现场也能看到李乐为的身影。就像推石头的西西弗斯，他卖掉车、房，不婚，告诉母亲“姐姐有两个孩子，你抱外孙就好，不要想着抱我的孩子，因为我不会结婚生子”，认真做一件永远完成不了的事情——大面积地、系统性地记录中国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

采访他的当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有一场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李乐为没有票，准备开场前买“黄牛”票进场偷偷拍摄。“马泽尔已经拍了好几次，换成蒂图瓦倒正好，一次也没有拍过他”。拍指挥，E区最好，小提琴就是C区，“如果是上海音乐厅只要能进场哪里都一样”。自2008年开始拍摄音乐现场，李乐为对北上广港澳的主要音乐现场了如指掌。

坚持拍照，高尚的理由是：这些资料改变不了今天，但是可能影响未来。但更为私密的原因是：没有希望，没有未来，摄影是证明活着的唯一方式，甚至是活下去的唯一方式。

大家都想做艺术家

我选择做摄影师

因为热爱音乐，尤其是古典、死黑、哥特、工业类的金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迷幻艺术摇滚和实验电子，李乐为收集了九千多张唱片，所以对他来说，拍摄音乐现场是自然而然的事。

一年一百余场现场，白天拍片晚上修片；能被主办方邀请作为官方摄影最好，不行就自己买“黄牛”票进场拍摄。有意思的是，李乐为的镜头里只有舞台和台下的人群，没有后台和生活中的音乐人，因为“只想记录舞台上最闪光的时刻”。在他看来，拍常态的音乐人，还不如去拍后台的清洁工和工作人员，或者朋友们，他们很可能比音乐人更有故事。

从最初因为热爱而拍摄，到现在因为记录的责任而拍，他有一套自己的准则。舞台拍摄的规则注定了这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一个现场，事先的判断最为重要，时间精确到分钟。什么时候拍谁，从哪个角度拍，怎么拍，拍摄的初衷和构思是什么，是事先就要想好的功课，而非哪里热闹就去哪里匆匆按下快门，之后靠后期救命的事。“一场演出，我必须要有一个乐手的特写，演出现场的角度，舞台的角度，观众的角度，台上台下，左左右右，全景特写全部都有。每一场演出必须照这样走下去。”

对他来说，好的现场摄影是想拍的每个人每个角度都拍到了，是真实还原了现场，而非依靠后期所得的毫无目的的浮夸之作。以刚过去的上海草莓音乐节为例，“H.I.M就没有拍好，因为我高估了他们演出的时间，以为会有40分钟，结果25分钟就演完了。非常遗憾，因为像这样的乐队一分钟一万美元，上海时间被压缩，北京没演成，估计他们不会再来中国了。”

如此拍摄是否会改变听音乐现场的初衷？听音乐的热情是否会在漫长的拍摄中被折损？“一支乐队不可能每首歌都好听，他们唱我喜欢的歌的时候我会放下相机听，剩下的时间用来拍照。很多人会抱怨主办方不好，效果不好，抱怨很多东西。对我来说，只要能拍到好的照片就可以了。”

李乐为的现场照片很真实，成片意图明确；不依靠修片，铅灰的天空绝不会变成碧蓝。作为学院派摄影师，如今流行的后期制作痕迹明显的现场摄影入不了他的眼。他说：“科技改变审美，创造出这些所谓的新风格。但是这些风格都不是风格，只是无奈的结果，因为很多摄影师的前期不达标，拍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通过后期拼命修片出来那个效果，看看还不错，就成了风格。”至于自己的风格，他说“就是没有风格”。李乐为的拍摄原则只有一个——还原现场。对他来说，这也是摄影师和艺术家的区别。

李乐为的某位朋友曾经对《南方周末》的摄影记者做了一次调查，问大家愿意做摄影师还是艺术家。结果，所有的摄影师都愿意做艺术家。“做摄影师是很苦的一件事，靠稿费生活，交通、住宿甚至门票都要自己解决。艺术家就不同，很有钱途。但是我选择做摄影师。”做摄影师，很重要一点就是放低自己。他常告诉年轻的摄影师，能拍到就要觉得幸运。比如在迷笛音乐节，大部分音乐人都能从头拍到尾，这在国外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山羊皮（Suede)那场安德森(Brett Anderson）唱到第六首歌的时候还没有清场，他自己走到舞台边上跟一个外籍工作人员说了一下，工作人员才跳下台清场。而在国外，清场的时间都是精确到分秒的。”

放低自己，也意味着无论拍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被驱赶也好，刮风下雨在泥里打滚也好，在音乐厅蹲一整场时间结束时候腿麻到很久站不起来也好，都不重要。“只有你最后拍了什么照片才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因为几十年以后没有人在意你为了一张照片吃了什么苦。”

北京有句话叫

“豁着干死了算”

1998年，李乐为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摄影，在北京一呆就是八年。他是广州人，回家之后在广州一条街上开服装店，生意还不错。“生活就是这样，追求房子车子安稳的生活，或者其他可能性。”

他的豆瓣主页和微信签名都是这句话：“没有未来，没有希望，赶紧变老，赶紧死去。”

人不可能生来就抱持如此的人生哲学。他说，“28岁以前的自己只知道赚钱和泡妞。”

2005年，李乐为的父亲去世，享年56岁，离退休只有一步之遥。“当时他已经作了很多计划，想把人生中想做的事都放在退休以后，也跟妈妈讨论了好多旅行计划。结果他什么都没有做成，在医院躺了几个月享受了几个月的医保就离世了。”

2008年，汶川地震，李乐为通过各种渠道希望前往灾区摄影，却都没有被批准。

2009年，李乐为开的服装店所在的那条街拆迁建绿化带。新的商铺租金是原来的三倍，“也就不愿意再去找新的地方开店了。”

这样的三件事，摧毁了他28岁以前构筑起来的三观。人会死，而且不知道何时会死；这个社会也常充满黑色幽默，“食品不安全，医保不可靠，不能给人安全感”。而每一次长辈、朋友的长辈，或者朋友的去世，每一天上网看到的各种黑色幽默都更坚定了他的想法。

2008年起，李乐为开始拍摄音乐现场。“除了记录音乐现场，对自己来说就是希望凭借这点热爱，通过把时间填满的方式活下去。我不觉得自己会活很长，这样消耗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结果是可以想见的。”

总是有年轻人羡慕李乐为的生活方式，而他总是会劝他们三思。“在中国，没有舞台摄影师这份专门的职业。甚至在国外它也不能形成一个行业，没有谁会给摄影师固定的工资。报酬微薄甚至没有报酬是常事，且需要自付交通、住宿以及门票费用；很辛苦，还没有未来和保障”。

在社会规则里安全地过一生，或者跳出来用消耗自己的方式打发剩下的时间，李乐为选择了后者。与此相应的人生哲学就是：只有当你没有期待没有希望地活着，才能认真过好每一天。

他提到今年宣布暂时关闭的下河迷仓。“像王景国，一年投入50万元，坚持了9年。现在老婆要生孩子了，他觉得力气耗尽了，需要回家照顾家人了，所以只能关闭，等着看会不会有投资。北京有句话叫：豁着干死了算，也就是趁自己有精力做一点是一点，耗干了之后就结束。”

除了音乐现场，他还有一个从2009年做到现在的Bloody Project——拍摄与“血”有关的主题。内容是：身体与血的关系。他找合适的女孩，用自制的道具，选择特定的场景营造极具死亡美学的画面。画面中女孩裸露的身体部位、鲜血以及黑暗压抑的环境融合呼应。去年他拍了48个女孩，今年因为气温的关系拍得不多，因为“这样的拍摄对光线的要求不高，但是温度要高于20 ，不然会太冷”。这些照片大概永远没有机会公开展览，重要的是李乐为已拍下了这些照片。这个计划本身，已经近乎行为艺术。

问他为什么做这个计划？李乐为想了一会，说：“不想去解读，很多事情重要的是本身，不是被赋予的意义。我并不是很喜欢荒木经惟的作品，但是我喜欢他不对自己的作品过度解读的态度。就像我曾经花了好多年在夜晚拍照，那些深夜出没的劳动者和白天的人群如此不同，却同样值得被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