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影者

谭伯牛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清宣宗驾崩。二十六日，皇太子奕詝即位，宣布明年改元咸丰，是为文宗。文宗登极，首先要解决两桩大事：一是南方的叛乱，一是西人的侵扰。内忧外患，俱是其父的政治遗产，一时并无有效办法，文宗心绪甚恶，可想而知。就这么恶心了九个月，他总算想出一招，以为涤旧迎新的尝试。十月二十八日，文宗亲笔写下一道圣旨，谴责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

穆彰阿早在道光八年就进了军机处，十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晋军机领班大臣，成为首相。文宗将任职十五年之久的首相革职，表面上看，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俗套做法，实则另有深意。

首先，他以此表达对道光朝因政治不修、“夷务”失措而酿成近日难局的不满。格于孝道，碍于颜面，他不能公开指责其父治国无方，只能拿前朝老臣开刀，于是，穆氏首当其冲，罪无可逃。

其次，他认为前朝政治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柄国大臣“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穆氏是首相，自应担负最重的惩罚。不过，严格地讲，“阴柔”与“揣摩”，并不能视作实际的罪行，只能是一种微妙的观感。文宗亦明此义，故在谕旨末尾，特地强调了一句，说：“穆彰阿暗而难知”。

确实，在近代史上，穆彰阿真是一个“暗而难知”的人。嘉、道二朝，他多次出任主考，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时有“穆党”之称；他与另一位首相曹振镛（即俗传以“多磕头少说话”为做官秘诀者）前后相继，左右道光朝三十年的政局，养成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的风气（曾国藩语）；他在鸦片战争时掌控朝局，赞成和议，罢黜林则徐，实为历史转型期的关键人物。然而，不论善恶忠奸，地位这么高、影响这么大的一个人，我们对他却知之甚少。当时的官方资料，只有《清史列传》一篇传记（《清史稿》本传即据此删节而成），仅述履历，不及其他；流传稍广的野史倒有十几条，但语多不经，且多剿袭，是否廉得其情，不能无疑；民国至今，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他的传记，研究他的论文也只有寥寥一二篇，质量亦非上乘。

他就像一个巨大的影子，无法忽视他的存在，却看不清他的面目。不过，细心观察阴影的形状，或能推知几分造影者的轮廓。

咸丰初，道光辛丑科状元，前湖北学政龙启瑞，丁忧在籍，痛感时事之败坏，皆由于全体官场几乎都遵循穆彰阿所倡的心法，并在与人书中揭露了这套“暗而难知”的官场逻辑，他说：

宰相风示意指，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毛发细故辄请动用。为督抚者类皆儒生寒素，夙昔援引迁擢，不能不藉助于宰相，如不谘而后行，则事必不成而有碍，是以受戒莫敢复言。金田会匪，芽蘖于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巡抚某公（按谓梁章钜）方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继之者（周之琦）独不肯办盗，又继之者（郑祖琛），则所谓窥时相意旨者也。（《经德堂文集》卷三《上梅伯言先生书》一）

龙氏此书谓以宰相不爱听坏消息，不愿花钱办事，而封疆大吏多出其门，遂纷纷承旨遵行，以致国家积患日深，终于爆发叛乱，当是实录。然而，宰相有什么拒绝听到坏消息的动机呢，公家的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又何必节约呢？根源大概还在于“勤俭”的皇帝。

宣宗自奉甚俭，常为读史者赞扬。但是，自己习惯了俭朴，进而不论轻重缓急，一切要求俭朴，以至于诸事不作，则不但不能兴国，甚而要误国了，此稍解经济学者皆能了，不赘。又，宣宗勤于批奏，而又苦于批奏，但偷懒不遍阅，则“恐启欺蒙尝试之弊”，便让首相曹振镛想个解决方案。振镛说，这事好办，“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上可其言，从之”（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一）。只一招，皇帝变轻松，臣下更累了。写字笔画都要管，那所写的内容岂不要万分小心？而最安全的办法，则莫如前揭所言“多磕头少说话”了。如此看来，穆彰阿被新皇帝骂“暗而难知”，只因要讨好老皇帝而已。做人真难啊。

关心国事而好骂人的李慈铭，对穆彰阿“误国”深恶痛绝，对所谓“穆党”却有一番平情的议论。他说，穆氏“引掖后进，道地孤寒，虽多在门墙，而不离文字。较之树援植党、傅法持权者，尚有间也”（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记）；意谓穆氏虽构建了庞大的政治势力，但与传统上贪贿弄权、党同伐异的“奸臣”有本质区别，甚或可说，他在培植人才方面还功大于过。此非泛泛之谈，而是基于史实的判断。

曾国藩便是穆门高材的杰出代表，他出身“孤寒”（其家六百年无科第仕宦），经穆氏“引掖”，三十七岁即官至二品，以此，终生对恩师感激不尽；此外，季芝昌、骆秉章、劳崇光、李星沅、彭蕴章、何桂清、黄宗汉、叶名琛、郑敦谨、袁甲三、罗遵殿、乔松年、毛鸿宾、阎敬铭等咸、同、光三朝的大员，其人之政绩或有优劣之殊，品德或有良莠之别，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全都出诸穆门，且与师门保持良好互动。可见，穆彰阿虽被皇帝扳倒，但是，“穆党”仍是构成整个皇权统治的坚实基础。

而对穆彰阿来说，权力本身或就有极大的诱惑，远迈敛财积货带来的快感。聊举数例。劳崇光由京官外放，临行登门请训，并奉上礼银，穆云，你在京清贫，哪来送礼的钱？日后外任有了收入，再跟我讲这个礼节吧。骆秉章任御史，稽查户部银库，穆彰阿从旁打听他的节操，听说一毫陋规也不收，赞曰：“真体面，此是我门生。”穆门某人，“气节人也”（穆语），以知县候补部吏，但任上有亏欠，无法交代。穆氏（其时已褫职家居）闻之，立赠三千两，为他解困。后来，此人“以杀贼死”，穆氏慨曰：“以三千金而成一节义之士，所获多矣。”除了咸丰三年被皇帝“勒捐”一万两，穆彰阿并未受到罚没财产的处分，但他过世后不到十年，家境已形破败，令来访的曾国藩大为感伤。穆彰阿当得起清廉二字。适如时人的评价：“若谓之误事则有之，谓其贪黩则不然。”（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他不是贪官，也不是小人；他对人才有准确的品鉴，却严诫弟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有高明的权术，却看不清时势的走向。换一个“盛世”，他可能“不谥文忠，便谥文恭”（当时对联语）；遭彼之世，他只能成为时代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