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张林岚忆《新民报》旧事

早报记者 刘欣

1957年6月下旬的一天，时任《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编委的张林岚被通知去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参加干部动员大会，全市“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这距离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是为什么？》的著名社论仅有十多天。张林岚回忆，“与前些日子在隔条马路的市委大礼堂座谈会上大鸣大放、谈笑风生的景象相比，恍如隔世。”主持人朗读了上海政治界、工商界、教育界、科技界、文学艺术界、新闻出版界和工农青妇界的“右派”名单，“那天新闻界的名字只有两个，一个是《新民报》的赵超构，另一个是《文汇报》的徐铸成。我一听到赵超构的名字，耳朵嗡的一声响，其余的名字都听不见了。”

57个年头之后，张林岚再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一切好像都还在眼前。

生于“腊后春前”，几乎“与党同庚”，92岁的张林岚做了大半生的报纸，当王芸生、徐铸成、储安平、赵超构、浦熙修……当年活生生的脸已经在历史中变成一个个名字时，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张林岚还在家中继续着纸笔生涯，最近还给同一报社的“晚生”李天扬的新书《河畔居随笔》写了一篇序。而就在不久之前，他自己的六卷本文集《一张文集》也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收录了他从业几十年来的文章和自传，共计300余万字。记者日前去拜访他，老先生容光焕发、思路清晰，说到报业前辈掌故，口若悬河，三个小时亳无倦容。

与国民政府斗智斗勇

解放前中国民间有三大报系：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报系，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创办的新记大公报系和陈铭德、邓季惺创办的新民报系。张林岚从1945年起就是“三大”之一的新民报系的一枚“螺丝钉”，见证了这张报纸如何从一份小报变成五地八版的全国性报纸，又如何“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与上海老百姓感情最深厚的一份报纸。

1945年8月28日，是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进行国共和谈的日子，也是张林岚去重庆《新民报》报到的日子，上班第一天，他就负责编辑一条“大新闻”，而与他对接的记者，是当时《新民报》的采访主任浦熙修。“她与《大公报》的彭子冈是得到当时《新华日报》采访主任石西民的通知，才坐到吉普车赶往机场采访的。”

张林岚后来与浦熙修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包括她与罗隆基谈恋爱，我也是很早就知道了。有一次，她对我透露在采访国共谈判、政协新闻时，对某党派一位发言人颇为倾倒，她说， 你最好先别问我是什么人。这个人口才好，中英文都很行，风度也是没得说。 ”

浦熙修与石西民关系也很好，张林岚与石西民又是同乡，因此便有了一些交往。“他（石西民）常常把一些《新华日报》不宜发表或不能发表的新闻发到我们编辑部来，要我设法见报。有一次，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秘书李少石（注：即何香凝之婿）在化龙桥去市区的公路上车速过快，撞伤在路边小便的一个国民党军士兵，队伍中有人开枪泄愤，击中小车后备厢，李少石重伤殒命。事件发生时，正值毛泽东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国共和谈紧张进行之时，一时还不能确定是误杀还是蓄意谋杀。当晚，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如果不发消息公布此事，怕进退失据；如发消息，则可能扩大事态，影响和谈。较稳妥的办法是由《新民报》先发一消息，等有调查结论，再采取进一步措施。消息发出后，查明系误杀，事态便没有继续扩大。”

张林岚回忆，《新民报》老板陈铭德的小舅子邓友德当时是国民党的新闻官，“他常常打电话来警告他姐夫： 你们报纸办得很像《新华日报》了！你们不是标榜超党派民间报吗？怎么如此卖力为共产党宣传，难道不怕封门？”

1945年也是《新民报》恢复南京版、筹备上海版的关键节点。张林岚回忆，在筹备上海版时，国民党市党部以“上海报纸过多”为由，拒发登记证。经陈铭德在南京多方奔走，才在1946年弄到一张晚报登记证，当年5月1日出了“上海新民报晚刊”。“报贩在叫卖时名字叫成了《新民夜报》，这一叫定了终身，新中国成立，由于《新民报》属于私人经营的报纸，还是只能出晚报。1958年 反右 斗争时犯了 方向性政治错误 ，出日报更加无望，我们也死了心，正式更名《新民晚报》。”

上海《新民报》创刊，赵超构担纲总编辑。赵超构的成名作是长篇通讯《延安一月》。1944年，为缓和国共双方紧张对立的气氛，一批外国记者建议访问延安，蒋介石迫于压力同意了。赵超构即是记者团一员。张林岚说，“实际上他那个时候耳朵已经不好使了，可能国民党就是看他有耳疾所以才同意他去的。”赵超构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张林岚认为，或许正是因为这篇《延安一月》，才使得后来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出手保护赵超构。

当时上海报纸众多，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上海有日报20多家，晚报7家，小型报纸十四五家，另有自生自灭不定期小报刊10余家，《新民报》在上海并未打开局面，发行量只有五六千份。而且由于当时正处反内战高潮，社会各界运动迭起，报纸言论也为当局所不容，终在1947年5月被国民党封门。当年8月，当局以委派总编辑为条件，上海《新民报》得以复刊。

复刊后的《新民报》常有当局安插的“闲散人士”，除了总编辑王健民，令张林岚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穿着妖艳”的小姐，是南京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何隆庆介绍来的，名叫郭良蕙，“何在外滩汇中饭店给她包了个套间，那时候柯灵的侄子跟我们是同事，常去她那里。我劝（阻）他，他说， 我们只是谈文学。 1949年上海解放前几个月，郭良蕙飞去了台湾。戏没唱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又听说她在台湾成了红极一时的作家，以性爱小说《心锁》成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回大陆，被尊为 国际性的大作家 ，成了贵宾。有一天她在某大学学者的陪同下到《新民晚报》访旧，还特地说自己不是特务， 那一年你们对我有误会。 ”

上海《新民报》复刊之后不久的1948年7月，南京《新民报》因报道国民党败况，并反对其日夜轰炸致市民伤亡的行为，而被勒令“永久停刊”。《大公报》王芸生率先发表社评声援，《世界日报》等也纷纷转发该社评。当年11月，南京《新民报》采访主任浦熙修、记者钱少舫、校对叶劲冬等相继被捕，身为立法委员的邓季惺也上了“黑名单”，只得化名出走香港。随后，赵超构等多位新民报人逃往香港。年底，陈铭德也化名避去香港。

解放后，根据政策，上海、南京、北京、重庆、成都五地的《新民报》都还可以继续出版，“但一两年后，外地四个分社七张日报、晚报都办不下去了，只得自行停刊，从此只剩下上海的晚刊。”

“反右”中的安全着陆

解放初期政治运动不断，老一辈的编辑记者人心惶惶，老编辑“副刊圣手”张慧剑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主动要求离开。夏衍听说此事，建议他去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个李时珍的传记剧，这就是后来由赵丹主演的《李时珍》。

“反右”终于浩浩荡荡地开始了。1957年6月，赵超构和徐铸成上了上海市新闻出版界的“右派”名单。张林岚说，当年6月底，赵超构去北京开会，他“惴惴不安，知道随时都有被大会揪出来批判的危险。与他在宾馆住一个房间的作家巴金，在 鸣放 中也批评过党和政府工作，两人同病相怜，很想互相安慰几句，也难启齿”。

转机发生在会议期间的一天午后。中央统战部来了通知：下午三点，毛主席要接见赵超构。据张林岚讲述，这次见面谈话的内容，赵超构一直讳莫如深。“我们几个朋友旁敲侧击问了几回，他都守口如瓶，滴水不漏。被逼得急了，也只是说 没什么可说的，谈话内容也无非是《人民日报》七一社论上的那些话 。”张林岚说，赵超构的这些话自然是推托之词，于是他们又问：“工作之外，毛主席对你个人还有什么话？”“赵超构想了一会儿，又说， 曾问我在报社里是不是有职有权？我回答说，怎么没有，如果没权，我也不会犯这么大的错误了。毛主席听了笑笑，说：写杂文也不容易，所以我要保护几个杂文家。我对他说，我这个总编辑当不下去了，开完会就回去辞职。毛主席勉励我振作起来，不要背包袱，回去还是当你的总编辑。 ”

由于毛泽东突施援手，在浦熙修、罗隆基、储安平等一批老新闻人被划为“右派”受到批斗时，赵超构和《新民报》“安全着陆”。然而，事事还需谨言慎行，1961年到1963年间，张林岚在文化新闻版上写过一段时间的专栏，每篇字数不超过一张稿纸，因此取笔名“一张”，沿用二三十年之久。除了“一张稿纸、一张一弛”这几个意思，这个笔名背后的深意更是“当时文艺作品动辄挨批，名家也难以避免，做报纸的人更把握不住。因此想了一个取巧的办法，只写两百字，三言两语，吞吞吐吐地发点感想，既不会引人注意，说错了话，也不至招祸”。

“文革”停刊又复刊

紧接着又是“文革”的十年浩劫。张林岚家门口有个菜市场，因为副食品严重短缺，家庭主妇、老头老太天不亮就拎着篮子来排队。“一天清早，排队的人突然在一片惊呼声中溃散了，原来从对面公寓楼上跳下一个女人，头脑在水门汀地面上砸得血肉模糊。有人认出来，高喊了一声： 这是上官云珠啊！ ”

《新民晚报》的“造反斗争”是从当时《文汇报》的总编辑陈虞孙的一篇文章开始的。1966年6月18日，《文汇报》的造反派揪出了陈虞孙，开列罪状是他四年前在《新民晚报》上登的一篇题为《钟馗捉鬼》的小品文含沙射影“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其中有“四个毛贼”一语。于是，“封资修黑报”的《新民晚报》被砸烂了。1973年，《新民晚报》社被撤销建制。张林岚与赵超构、束纫秋、徐铸成、陈虞孙、秦瘦鸥等老报人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小花园度过了“文革”的最后岁月。“有的抄卡片，有的扫厕所。我们当然很关心国事，时刻都在 窥测方向 ，而工宣队和造反英雄们则时刻注视着我们那阴暗角落的 阶级斗争新动向 。”

“四人帮”倒台之后，1982年元旦，《新民晚报》重新与读者见面，赵超构以编辑部名义写了一篇《复刊的话》，确立了其“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办报方向，而这里面，还有一桩小插曲。

张林岚说，赵超构一早要出席市里一个新年团拜活动，便把写好的《复刊的话》交给张林岚发排。张看到“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一句，觉得两个“百姓”有些重复，便信手改成了“为国分忧，与民同乐”。“谁知道他回来一看，勃然大怒，当着束纫秋的面，大肆教训了我一通： 谁要你为国分忧？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力！ 我与他相交四五十年，老哥们儿从来不出恶声。平时相处，也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脾气。第二天他不提这件事，我也不敢问他。”后来有人撰文点评：“原文重点在 百姓 ，又是写于 文革 奇灾、民命如蚁之后不久，故原文是有意强调 人 的重要性。此点在作者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世易时移，老辈报人多已凋零，张林岚编纂了《上海新闻志》和《新民晚报史》，为那一段历史留下回忆录。他说，“历史虽然是在弯弯曲曲、跌跌撞撞中发展，但总是有所进步的。人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