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储静伟
上个世纪50至80年代，像朱恒一样的工程师、高级技工数不胜数。那时候尚未实现工业化、机械化、现代化，上海的工人技师们就凭灵巧的双手和一些简陋的工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也推动了上海一次又一次的技术革新。
徐汇区大木桥路江南小区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82岁的刘海珊在此安享晚年。在邻居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工厂退休老人，他往昔的光荣岁月倒并不为人知道。
刘海珊老家是苏北，15岁刚到上海的时候，因为在老家只读过几天私塾，不大识字，靠骑三轮车挣钱，连马路上的路牌都看不大懂。1958年，上海建设机器厂招收工人，刘海珊很幸运地被招进了工厂。
这是他一生重大的转机，刘海珊感激工厂领导，他要报答工厂和社会。从此，他每天十几个小时泡在工厂里，跟在师傅后看每道工序的加工技术，把它记下来后再反复操作练习，一点一点学会了刨、铣和组装零件的手艺。下班后，就忙着赶到夜校去补习文化知识。
上世纪50年代的工厂，有着浓郁的艰苦奋斗和创新精神。刘海珊记得，1958年7月，建设机器厂承担了国家下达的一项加工大型设备的任务。其中有个零件就重达11吨。一张一比十的图纸，摊开来比2个办公桌子还大，不要说加工，就是厂里最大的机床，把这个大家伙放上去也立刻会被压坏。没有大型车床设备，加工大零件面临着巨大困难。
工厂的老师傅们并没有被难倒，全厂掀起了大闹技术革新的高潮，几十位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夜以继日不停钻研、试验，在简陋的生产条件下，以小攻大，最关键的是先做了一台活动机床，最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同年12月，陈毅副总理陪同朝鲜金日成首相等贵宾来到建设机器厂参观，高度称赞了工人们的创造精神，看到工人用这种方法加工大型部件，脱口就说了一句：“这不是叫蚂蚁啃骨头吗？”参观了建设机器厂后，陈毅副总理很激动，两天后，他就用诗歌体的形式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参观蚂蚁啃骨头》，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从普通钳工到高级技师
用小机床干大活，老师傅们形象地把这种方法比喻为“蟹吃牛”。在上海建设机器厂里，“蟹吃牛”的现象频繁上演。1958年后，刘海珊在上海建设机器厂工作，从一名普通钳工成长为高级技师，他参与的许多重大工程就是靠集体力量，凭“蟹吃牛”的毅力来完成的。
“那个时候，谈不上机械化和工业化，即便像我们这样全国领先的工厂，也只有最基本的一些机械设备。”刘海珊说，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现代化的仪器、设备，都无法进口。可是，中国的工人们却绝不服输，用土设备、土方法，去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完成国家需要的大型设备。
1974年，上海5703工厂（上海飞机制造厂）交给建设机器厂一项任务，生产机翼与机身连接的“梳状斤”。刘海珊说，这么先进的设备，他们不仅没接触过，甚至都没听说过，可任务就是命令，他们必须迎难而上。作为技术攻关组副组长的刘海珊，与同事们一起驻扎在工厂里，在此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不停钻研，反复试验，最后成功完成任务。
这以后，刘海珊带着他的技术小组，完成一项项同样艰难的任务。他和他的团队先后完成140多项技术革新项目，自己从一名普通钳工成长为高级技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同在上海建设机器厂的退休技师陈嘉和回忆，建设机器厂一批技术工人非常“有种”，大家都从零起步，没有高深学问、高级职称，但从不惧怕困难，不达目标绝不罢休，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从此被作为建设机器厂的人文精神传承下来。
艰苦创业成就“上海牌”
在采访中，陈嘉和回忆起刘海珊的一段求学经历。1977年，44岁的刘海珊在工厂里已经是名人。可他决心要到南市区业余大学机械专业学习，补充自己知识的不足。不料学校一口回绝，认为他无专业基础，年龄又这么大，还要出来“混文凭”，实在没有必要。刘海珊先后到学校去跑了三次，都被拒绝了。
最后，刘海珊找到了学校的教导主任，反复表达自己迫切的入学愿望，“我在这里上学不要你的文凭，只要你在教室里给我安排一个座位，我是真心想学点知识，回厂后可以派上用场就行了。”就这样他被破格录取。
三年半的时间过去了，业余大学的课程结束。这时，近50人的班里只剩下了32人，最终只有29人拿到了毕业文凭，已经48岁的刘海珊，就是其中之一。
“艰苦创业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一丝不苟的精神，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这些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技术工人们的特质，可他们还有一种永不满足的精神。”工人发明家包起帆说，刘海珊这一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劳模精神，也深刻地影响到他们这一代技术人员。
那个年代，上海成为共和国的工业中心、上海提供了全国1/10的工业产值，全国1/6的财政收入。那个年代的上海制造成为了全国人民心目中响当当的品牌，“上海牌”手表、“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红灯牌”收音机、“飞人牌”“蜜蜂牌”缝纫机等。而这些工业产品的品牌背后，凝聚着上海工人师傅的智慧和汗水。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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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