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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的先知:双面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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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自笑到家时忽忽过日,足履津地,便思乡不置。天下茫茫,到处皆是无形之乱,饥驱贫役,何时休息,兴言至此,黯然神伤;拟二三年后,堂功告成,便当沥求上宪,许我还乡,虽饘粥食苦,亦较他乡为乐……”

这番抑郁消沉的言辞,并非出自颓唐垂老人笔下,倒是由一位甫及而立、素以文名的年轻人所发;这位对科举“堂功”颇富期待之人,数年前犹负笈于万里之外的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与本国出使英法大臣相谈甚欢。再过十几载,这位因“饥驱贫役”时感黯然神伤的才子,还会一面致力迻译西学,一面溺于鸦片之瘾;他曾以译著及时论启发一代救亡者的智识,并亲身参与今日中国两所顶级学府的缔造,却又屡屡卷入反共和的复辟阴谋,无所自惜。

刘怡

严复(宗光)先生的一生,缠博在古与今、中与西、旧与新之间。他以海军教习之身译《天演论》、《原富》,办报纸、学堂,咨议宪政、起草约法,总在开风气之先;同时又大吸鸦片、倡导孔教、为袁世凯称帝张目,反而落在时代大势之后。他的遭遇与悲剧非由个人不作为,而是因时代的激荡与反复,远超一人才具之能及—从严复诞生的1854年到他病逝的1921年,中国经历了洋务自强、甲午惨败、戊戌维新、辛丑奇耻、共和肇建及帝制的两次反复,“中体西用”、“用夷变夏”、“尊孔复古”相继相攻,纵系眼光卓绝的先知,在沧海横流中也不免彷徨无所依。而严复在周而复始的疾呼、奋斗与失望后,终于未得以西学之体尽中学之用,反而被八表同昏的现实击倒,成为史家笔下“顽固反动的愈野老人”;并使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

与伊藤博文同窗系以讹传讹

1866年,应闽浙总督左宗棠的提请,清廷兴建福建船政局。左宗棠还决定开办“求是艺堂局”,延聘洋员为中国培养驾驶、造船和轮机专才。所录学员多为周边各县家境贫寒、受过基本教育的12-15岁少年,亦有在广东、香港接触过英文的商人和士绅子弟。从1867年首期开班到1907年船政停办,共有628名学员自艺堂局毕业,他们构成晚清海防现代化的人才基础;1913年后,又在原后学堂基础上开办马尾海军学校,继续维持到1946年。作为近代中国历史最悠久、教学经验最丰富、培养人才最多的海军院校,船政-马尾海校系统的毕业生在清末、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三支中央海军里充当了基石,而其招生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学员多为福建本地人,故时议多呼为“闽系”或“闽党”。

严复的早年经历,同样不脱“闽党”血统。他于1854年1月出生于侯官县阳岐乡一个医师之家,幼名传初,接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倘若未遭变故,大概会继承祖业行医,或登科出仕。然而12岁之年,其父振先罹患霍乱去世,家道立时中落,寡母不仅无力承担儿子的教育费用,连生计也成问题。这一年恰逢船政学堂首期开班招生,录取者不仅由官府包办食宿,每月还发4两纹银的津贴;季度考核成绩优秀者,更有现金作为奖励。对严传初这样已通文墨、家境不佳的少年来说,这是很有吸引力的,他便请五叔严昌煃作保,前去投考。那一期的考题恰好是论《孟子》中的“大孝终身慕父母”说,传初既具塾课功底,又值心有戚戚,遂书成雄文,令主考官、时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刮目相看。这个12岁少年最终以第一名成绩入学后学堂首期驾驶班,并改名“宗光”;其时他已遵母嘱成家。

严宗光在后学堂修业五年,前三年由英籍教习嘉乐尔(James Carroll)和4位外籍教官带领,学习被他称为“旁行书算”的英文、几何、代数、光学、水文、航海天文和地理。1871年初课堂教学结束后,经考试合格,与17位同班同学共登风帆训练舰“建威”,驶往香港、新加坡和槟榔屿做四个月的远航练习。次年,严宗光正式改名为严复。不过这位高材生和他那些年纪不过20岁左右的同学一样,只具备粗浅的航海经验,不足以立即承担统带舰船的职责,故严复与刘步蟾、林泰曾等同学在结束课堂学习后2-3年,始终随“建威”舰在东南亚和华北进行航行练习。1875年初,他转登更大的机帆两用巡洋舰“扬武”,由英籍教习带队,分别在渤海、日本和东南亚进行了三次远航。此际正值日本出兵台湾,东南形势一时吃紧,沈葆桢、李鸿章等大员痛感国内人才培养基础不佳,致函总理衙门要求遴选优秀学生赴英法深造。至1876年底,终于筹足外派30名留学生所需的30万两银经费,其中有12人出自船政后学堂驾驶班。1877年3月,这批学员由监督李凤葆、日意格(Prosper Giquel)带队,乘“济安”轮起航,严复便在其中。

抵英之后,严复先至朴茨茅斯学院修读预科,适应本地风俗及教育环境,随即考入设立只四年的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修读驾驶科。关于这段格林威治经历,历来有许多夸张的说法,如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称严复与后来担任北洋舰队“定远”、“镇远”铁甲舰管带的老同学刘步蟾、林泰曾同在格林威治修业,日后在对马海战中建立殊勋的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也是其同窗。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则称伊藤博文曾在英国与严复同班,成绩远不及严氏。小说、电影不明内情,对这类讹传反复渲染。实则刘、林二人根本未参加入学考试,他们抵英后即登皇家海军舰艇见习,未再受学院教育;严复、方伯谦、萨镇冰等9人参加了考试,中有3人被淘汰,其余6人顺利入校完成学业。至于东乡,他早在1871年即已赴英,入读泰晤士航海训练学院,1878年春启程归国,当然不可能和中国留学生有甚交集;伊藤博文之留英,更远在1863年。至于中日学生比拼成绩、日后沙场相见之类情节,纯属无中生有。

严复在格林威治的课业,远不像后世某些史家渲染的那样艰深繁重。这所学院当时尚处于初创期,课程师资都很简陋,中国学生入读的又是短期选修课程,故首批6人1877年10月方告入校,次年6月就结课毕业。不过6人中严复的功底见识显然高出一筹,因为他并未像其余5人一样马上登舰见习,而是在短期赴法旅行后,再度返回格林威治做进一步深造,直至1879年初应召回国。在留学生监督李凤葆出具的成绩考核单中,严复位列甲等。

归国仕途挫跌,溺于鸦片妾室

还在留英期间,严复就显示出与老同学们迥异的趣味。相较海军的本行,他更热衷于探访英国政风民情,杂阅时议。1878年初,他与驻英钦差大臣郭嵩焘结识,后者视严复为天下奇才,曾致函总理衙门称“以之(严)管代一船,实为枉其才”。此后半年,严复每逢假日及课余必赴使馆,为郭嵩焘介绍所学课程和时论,甚至与郭“论析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往往日夜不休”。日后李鸿章延揽严复至北洋,未尝不是源自郭氏的嘉许和举荐。

然而严复归国后的仕途也似他的忘年交郭嵩焘一般挫跌不断。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母校船政后学堂担任教习,一年后李鸿章在天津开办水师学堂,聘严复为洋文正教习,至1900年庚子拳乱方告离校,黄金年华、仕途经济都系于此。但严复在英国时已初具政治见地与抱负,眼光极高,对官场人际却未免鄙薄,于是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李鸿章对他的才具本属欣赏,但严复措辞每多激烈,“合肥傅相”只好对他敬而远之。

当是时,文武官员在官僚系统中的地位判若云泥,严复在学堂既难奉机要,又不愿如刘步蟾等人般屈身武职,便只有顺从流俗、投考科举一途。但格林威治的格致学问与“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对八股章句毫无助益,屡考不中,第四次落榜时严复已年近不惑,失望懊恼之下,他居然写下“当年误行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诗句,自责研读西文“旁行书”耽误了“堂功”。

正是在这种沮丧消沉的情绪中,严复开始沉溺于两项嗜好:吸鸦片、讨小老婆。他的鸦片瘾早在第二次落第时就已染上,连李鸿章都为之震惊,规劝曰“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然而严复显然未从其说,直到晚年“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尚不能睡”,方醒悟“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以他的才具眼界,私生活竟萎靡堕落至此,令人触目惊心。而1892年原配王氏病殁后,严复先是续娶江氏女,几年后又纳外室朱氏,晚年风花雪月依旧不断。几位大小夫人共生育五男四女,生计家用成了巨大负累。

需要指出的是,史家多指严复因甲午之败遽然惊醒,投身救亡与开启民智的事业,却少有人提及这位格林威治高材生对海军本职工作之麻木不仁,本身也是筹海失败的间接责任人。他在天津水师学堂的授业可书之处寥寥,任职总理衙门的梁诚(后为驻美公使)在给友人的信中不客气地批评严复教学马虎、行事敷衍,以致学员“闻其名辄感恶心”。当时严氏的大部分注意力已经转移到科举、鸦片瘾和译书上。对本行兴趣渐淡,原属无可厚非;但以首届留英学生、学堂总办之身司掌培养海军人才的重任,竟能漫不经心、尸位素餐若此,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污点。

“以西文沟通中文”

严复对西洋社会科学的兴趣,大约起于留学格林威治之初。归国以后,科场仕途不顺,于本职又无所用心,自有时间和精力博览群书。他曾言天津水师学堂“楼台掩映,花木参差”,环境甚佳,故早在1881年就已得闲通读后来被他译作《群学肄言》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著《社会学研究》。1892年之前,严氏完成了斯宾塞著《社会静力学》(译作《群谊篇》)与白哲特(Walter Bagehot)著《物理学与政治学》(译作《格致治平相关论》)的翻译。

中日战端开启之际,严复正在阅读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所著之《进化论与伦理学》,北洋海军的败绩不仅令他嗟叹晚清“自强”的努力全付东流,更催生出由衷不安:日本以进步而强,中国因守旧而弱,强恒胜弱,如此弱者势将亡国灭种。赫胥黎、斯宾塞等人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与这种现实相吻合。情势之急,使他顿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预吐”。直言“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中国之富强所以不及西洋,要因在于观念、政体之不自由。应以西学、西礼重塑并再造中华,以革新教育为火种,积跬步而至千里。

作为“开民智”的身体力行者,从1897年到1914年,严复译笔不辍,连续翻译了《天演论》(即前述《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节选本)、《群学肄言》、《原富》(亚当·斯密《国富论》)、《群己权界论》(密尔《论自由》、《法意》,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节选本)等11种著作,共170万字。其中《天演论》在1905-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刊印20版之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警句一时脍炙人口。《原富》、《群己权界论》以及《法意》则着重剖析英国优势地位的制度基础,特别是以非人格化的“法治”取代圣人、旧学所代表的传统道德政治的必要性。

这批严译著作的特色,在于《天演论》卷首“译例言”提及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他效法南北朝及初唐高僧迻译佛经的笔法,不拘泥于原文章句,而依中国古文的语言习惯对英文意群加以重组和整合;《清史稿》谓“(严)复以西文沟通中文”,便是因此而发。而严氏也远不止将翻译视为单纯的语意或思想“转化”,他还以按语阐发原文于中国尤有借鉴意义或可作对观的部分,有时甚至直接在译稿中融入个人的引申和思考:这类做法在今日的学术翻译中固不足取,于当时却可见良苦用心。

此际严复的作为,尚不止译书一项。1896年他出任中国第一所俄语学校天津俄文馆总办,次年又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创办《国闻报》,宣传变法。戊戌维新期间,他在《国闻报》发表上皇帝万言书,获光绪帝接见。严复在御前大胆建言“请皇上于变法之先,先到外洋一行,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以结百姓之欢”,然而一周后光绪帝被囚,事遂不成。庚子之乱后他迁居上海,其间曾遍游欧美,并出任复旦公学第二任校长。清廷启动“预备立宪”后,以严复熟知各国政体律例,聘他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复以“硕学通儒”名义入选资政院。1910年1月,新即位的宣统帝终于赐予严复他汲汲以求多年的功名—文科进士出身,就连疏离已久的海军也念他是船政学堂第一期的鲁殿灵光,特授他协都统(上等第三级)军阶,委为一等参谋官。1911年,严复还受命创作中国第一首国歌的歌词,即《巩金瓯》。此时他的声望与影响力已相当可观,然而健康状况也不甚佳,只余十年左右寿命了。

中国版“秩序党”成因

刘怡

《清史稿》称赞严复“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但这更像是一种目标而非实绩。严复本人的学问抱负,依《天演论》自序中的说法,乃是“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以西学的形式(Form)对中学的质料(Material)加以重构,使两千年来因“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而丧失生命力的旧学获得新的灵魂,并贡献于“新民德”的事业。这种中西格义,差不多是近代中国一切思想与社会改革家的共识。

然而严复的格义主张,与同时代另一位鸿儒康有为反差可谓突出。且不论两人气质偏好的差异(严复在戊戌前后对仕途已经绝望,其革新主张泰半集中于文化;而康有为到民初为止始终以政治活动家面目名世),根本问题在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旧学功底不尽相同。康有为在中年接触西学、西政之前,已是颇有建树的今文经学家,特别是1880年代受廖平《古学考》、《知圣篇》的启发,形成了以尊今抑古和“素王改制”说为基干的政治哲学。康氏在接触和研读西说之际,也从不脱离其经学基底,日后他以三统三世说为形式,融入对世界大势和人性的判断,做成《大同书》,可谓体系严整。而严复少时虽亦曾治经学,但终不似康有为般精密厚重。这使得他在“开民智、新民德”时,无法借助固有的成论和传统。日后他一度希望经由道家来贯通中西学,影响甚微,多少也是因为难入儒家内学之门。无法在中国旧学之中找到稳固的立足点,继而形成新的体系,乃是严复学问的天然硬伤。

比“阙古”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严复身为近代系统接触及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的第一人,几乎一直是孤军奋战,在西学的源流体系方面并未获得指导。他在19、20世纪之交译成的11种西书,除《法意》和《原富》外几乎都是1870年之后问世的新著,其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功利主义等论调即使在欧洲也是方兴未艾的思潮,却与构成现代共和政制鼻祖的启蒙思想不尽吻合。今人在梳理西方政治哲学由希腊而至现代的整个谱系后,当然会发觉对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之类基本概念的探讨始终贯穿在历史当中,并因时代背景的不同爆发论战、催生扬弃,继而经世致用,再由对“用”的反思进一步修正其内涵。每一时代的学说,相当程度上都围绕这类基本概念和内涵而展开,万变不离其宗。然而严复在19世纪末的中国无从获得这种视野,他只能凭着自己的智识兴趣、直观感觉和现实政治需求,将西欧最“新”最“热”的学问吸纳过来,其中甚至有不少相互抵触之处。而以这类畛域极宽泛、内容极驳杂、不足以构成体系的学说为始基,远不能承担再造中学、“识古之用”的重任。

于中学则不得其内情,于西学又难于成体系,这种因个人特质与时代背景造成的双重困境,对严复最后十年的个人心路及作为影响深远。他以西学再造中学的事功在最初的激荡后已难以为继,甚至于“置中西书不观,动辄累月”。清帝逊位后,严复一度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后又成为袁的总统府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半因健康原因和稻粱之谋,半因戊戌以来国难纷繁、党争不断的现实,他开始倾向强人政治和思想复古,成为中国版的“秩序党”(Parti de l’Order)。故严氏虽然认为袁世凯“太乏科哲学识,太无世界眼光”,但仍觉得其帝制自为好过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毫无顾忌地列名“筹安会”之首;张勋复辟之日,他更盛赞此举为“血性男儿忠臣孝子之事”。另一项转变便是大力尊孔,谓“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成立“孔教会”宣传此主张。是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于欧洲爆发,中国的疑西自矜思潮一时昌隆,严复的慕古没有掀起多大风浪,而只是流俗意见中一个小小的注脚而已。

1921年10月27日,这位日渐落寞的先知在福州郎官巷自宅病逝,去世前三周留下的遗嘱称:“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66岁那年他曾在诗中感慨“震旦方沉陆,何年得解悬”,如今竟也随时代一同沉没。而严氏墓碑之上所书的也是“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这位迷惘过、奋起过、挫跌过、消沉过的伟人,在时人甚至亲朋眼里,似乎主要还是个从二品的海军协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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