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7日新媒体专电（罗援）对120年前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罗援认为，教训主要有十条：
19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完成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此时，中国大陆战祸连年，内忧外患频仍，导致国库空虚、财力窘困。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加上吏治腐败，国运岌岌可危。
反观日本，1887年3月14日，正当慈禧太后准备挪用海军购舰专款大修颐和园之际，日本天皇谕令提取皇室经费十分之一作为购建海军舰船补助用费。
二、战败败在贪腐上，腐败不除，未战先败。
光绪七年至十七年10年间，海军专项拨款应在4600万两白银，即便扣除相关因素也在3680万两左右。十年间，北洋海军共购买军舰9艘，花费总额充其量为1100万两，有近2600万两白银被中饱私囊。
三、强国必须强军，军不强最多是一个富国，永远成不了强国。
开战前，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但清政府疏于国防建设，有国无防，有军不强。即便从西方国家购买了军舰，有的舰是有舰无炮，有的舰是有炮无弹。开战前三个月，李鸿章拟为北洋海军换新式炮21尊，竟难筹此款，而不得不先为镇远、定远两舰购买快炮12尊。而此时，日本几乎所有舰船都已安装速射炮，这就为甲午之战埋下了隐患。
四、强军必须观念创新，观念落后，满盘皆输。
19世纪90年代，“巨舰重炮”已经被“快船快炮”观念所替代。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装备大型速射炮71门、小型速射炮154门，北洋舰队仅有大型速射炮2门、小型速射炮130门。10分钟内发射弹药，中日之比是33：185。由此可见，虽然在战舰总吨位上北洋舰队并不差，但是作战理念落后，导致优劣转换。
五、强军重在塑造军魂，没有勇敢精神的军队将是散沙一盘。
岳飞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十个管带七个以身殉职，但亦有“怕死畏葸”之将领，导致清军群龙无首，成鸟兽散。
六、强军必须有合用、管用、够用的武器装备。
黄海海战中，中日双方舰艇数量难分伯仲，而在建军质量上中国处于劣势。定远和镇远舰舰首炮塔之4门主炮，由于设计缺陷，只能正向直射；8门12英寸口径炮，仅有作战用开花弹3颗，其余皆为实心练习弹；其他各舰据传每炮仅有15颗弹药。海战中，后续补充弹药或者与火炮口径不符，或者质量太差，还有的击发时成哑弹……如此等等，北洋水兵纵有三头六臂，也回天无力。
七、强军必须常备不懈，有备才能无患。
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有清醒认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阶段。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八、强军必须有高效的指挥、情报、通信系统和可靠的后勤支援体系。
黄海海战，提督丁汝昌、副提督德国人汉纳根均不谙海战，同时北洋舰队又未在镇远舰上建立副指挥中心、指定代理指挥官。因此，当定远舰被敌炮击中、无法升旗发布号令时，北洋舰队各舰即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
1894年6月23日，一份由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发给总理衙门的密电被日军截获，由于日方事先已经知道这份电报的内容，很容易就破译了中方密码。
北洋舰队发布指挥号令全部依赖旗令。没想到交战不久，旗舰定远舰前桅被敌炮击中折断，镇远舰旗缆被炮火焚毁，亦无法代发号令。各舰失去统一指挥，遂导致敌舰当沉未沉、清军当胜未胜之结局。
海上作战远离陆地依托，最为迫切的需求是弹药供应及战损维护。而恰恰在这两项上，北洋水师严重不足，无法恢复战斗力，最终贻误战机。
九、强军必须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剑不如人剑法要过人。
技术决定战术，由于北洋舰队两艘主力舰受炮塔装置的限制及主炮位置的制约，只能采用单行雁形阵为接敌阵形，但对右翼两艘舰船超勇号和扬威号的战力未加慎重考虑与加强，以至在日军第一游击队4艘战舰全力冲击下，这两艘舰一伤一沉，阵形随之被打乱。
十、敢战方能言和，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很难得到。
甲午战争始终存在着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当时最高统治者中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奕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事实证明，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以夷制夷必将被夷所制。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也什么都得不到。（作者系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少将军衔）
(原标题：罗援评甲午战争十大教训：体制落后必然挨打)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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