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的时间去哪儿了

吴孟超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他会笑嘻嘻地告诉你，“手术是我的职业，我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就在上一周，九十二岁的吴孟超还连开两台高难度手术。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他仍有未完成的心愿，他说他的时间非常宝贵，每一分钟都不能浪费，只为给中国未来肝癌研究开辟道路。

身体周刊记者 肖蓓

周三上午8点，吴孟超院士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东方肝胆医院的办公室，当天是他每周一次的门诊时间。没有门诊的时候，9点整，他一定会到手术室看看，尽管有时并没有给他安排手术。虽然手术量已经与前些年不能相比，但92岁的他仍然每周确保一台手术，有时一天会连开两三台手术。

这个精干的老人，已经成为一个难以置信的传奇。

他切除过14000多颗肝脏肿瘤，其中肝癌切除手术9300多例，成功率达到98.5%。他开创了中国肝脏外科多项手术纪录，奠定了中国肝脏外科的理论基础。这一系列成就，使中国肝脏外科长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他还保持着另一项惊人的纪录——手术台上年龄最大的医生，即使进入耄耋之年，也保持每年200台左右，一周总有七八台手术。

年轻时，吴孟超曾喊出“将中国肝癌大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的豪言壮语。然而一晃一个甲子过去了，现在全世界55%的肝癌病例仍在中国。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时间是那么宝贵，他只争朝夕，只为给中国未来肝癌研究开辟道路。他说，“我的一分钟，相当于别人的一小时，为什么？因为我现在92岁，马上93岁了，我的时间不会很多了。生老病死是人的自然规律，哪个人都逃不掉。就是活100岁，再过十年也是要走的。所以，我的时间非常宝贵！每一分钟都不能浪费！”

喝杯水继续手术

今年春晚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歌，让这句话成为2014年的流行语。那么，吴孟超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你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笑嘻嘻地告诉你，“手术是我的职业，我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为病人服务，解除病人痛苦，再苦也不觉得累。”

就在上一周，吴孟超还连开两台高难度手术，92岁的他站在手术台上，手不抖、眼不花，用轻灵的“吴氏刀法”，在肝脏血管最丰富的中肝叶里，将肿瘤一点点探查、剥离，半小时下来，当重达2斤的肿瘤彻底切除时，他喝了口水，继续下一台！

下午3点半，原定的采访时间已经到了，吴孟超还在党委会议上侃侃而谈。半个小时后，他在秘书的簇拥下走出会场，用他那招牌笑容迎接等候多时的我们，说话时已经伸出右手。终于握住了这双传说中的“神手”，感觉温暖而细腻。就是这双手，用精准的“吴氏刀法”，切除过14000多颗肝脏肿瘤，开创了中国肝胆外科的多项纪录。

上次见面是两年以前，短短20分钟的交流，印象最深的是他爽朗的笑。这一次，吴孟超亲切地拍拍我，像老朋友一样跟我拉起家常，话题就从他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开始。

每天早晨6点半，吴孟超准时起床，喝一杯牛奶，吃一个鸡蛋、三四块饼干，就是他的早餐。7点半到8点，吴孟超来到办公室，如果这一天有手术，他会在9点准时到手术室，做完自己的手术，还不舍得走，在其他手术台转转看看，一旦遇到疑难手术，一定亲自上阵。如果这一天不开刀，他就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处理行政事务，不停有人找他谈话处理问题。中午12点，回家吃饭。吃好午饭他会休息一会，下午2点钟上班。午休的时候，他会用一小时将每天的十几份报纸浏览一遍，看到国际国内大事、医疗创新方面的好新闻就仔细阅读。

下午，往往是接待朋友、记者、患者的时间。晚上5点半到6点，吴孟超回家吃饭。每日必看新闻联播，了解国家和世界大事。一天唯一的娱乐是晚上看看电视剧，他最喜欢的是战争片、抗战片，他说从中能找到很多年轻时的回忆。

看完电视剧，吴孟超又会坐到书桌前，看看医疗业务杂志，把一天没做完的事情继续做完。他还有一个习惯——写日记。“我从少年时期回国后就一直写日记，多好的一笔财富呀。可惜在 文革 时期，日记被抄走毁掉，我那个痛苦呀！从这以后就再也不写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又开始写，把每天的工作简单记录下来，回头看时也是一种总结。”

他曾不止一次表达过个人的心愿：“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倒下，就让我倒在手术室里，那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在医院里，没有人敢劝他放下手术刀，但是大家都尽量呵护着这个老人。“去年他一天能开三台手术，现在大家都照顾他，尽量不给他安排手术，可是他总要去手术室看看，需要帮忙的时候就上。开小手术他不高兴，就喜欢开有难度的。”院办的董军说。

对吴孟超来说，成功实施一台高难度手术，不仅是救死扶伤，也是一种精神享受。他说，“去年我开了150台手术，今年手术量少了，我知道大家照顾我，害怕我太累。可我就喜欢挑战复杂的手术，重大疑难的病例还是要做！上周两台疑难病例，都是两斤多的肝肿瘤，每台手术都是个半小时就结束了。作为高级干部，我们必须要上，最主要的是要带年轻人。我一上台就精神！做完手术就很开心！喝一杯水就休息好了，还可以继续！”

“节约”的吴氏刀法

在等候的时间里，我们参观了院办隔壁的展览室，吴孟超所获得的各项荣誉，摆满了整整一个大厅，用“荣誉等身”来形容他一点也不为过。这里还陈列着三个像珊瑚一样美丽的肝脏血管标本，这种用乒乓球材料灌注得到的珍贵标本，也是他的首创，为成功实施肝癌外科手术奠定了基础。

慕名而来的患者，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人们津津乐道于“吴氏刀法”多么神奇。这把不老的柳叶刀，曾创造了中国肝胆外科的多项手术纪录。

1960年，吴孟超主刀完成了第一台肝癌肿瘤切除手术，打破了我国肝脏外科的禁区。之后，他又发明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大大提高了手术成功率。

1963年，吴孟超突破肝脏手术“禁区中的禁区”，在肝脏血管最丰富、手术难度极大的中肝叶部位进行了肿瘤切除，这是全球第一例成功的中肝叶切除术，标志着我国肝脏外科成功赶超了世界先进水平。随后，他又提出了肝癌二期手术、肝癌复发再手术、肝癌的局部根治性治疗等新概念、新观点，并运用于临床，大大延长了患者术后生存期。

1975年，吴孟超为安徽农民陆本海成功切除过重达18公斤的特大肝脏血管瘤，这是迄今国际文献中报道的最大肿瘤切除纪录，肿瘤标本至今还在展览室陈列着。

现任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的王红阳院士，也是吴孟超的学生，用王红阳的话说，“吴氏刀法”何止是技术，何止是对待肿瘤的“快、准、狠”，真正的“基因”是医生对病人的“慢、拙、仁”。而后者，“多少效仿者熟视无睹。”

吴氏刀法的精髓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手上技巧，不用什么仪器。”说到这里，爱笑的吴孟超严肃了，“术前要仔细看超声。现在很多医生，手术前只看看CT片子就开刀了，我称他们为 片子医生 ，CT片子毕竟是静态的，而B超是动态的，动静结合才能精准了解病变部位，周围有什么重大血管？应该注意什么问题？这样手术时才能心中有数。第二点，是对解剖的熟悉，否则大出血就出事了。”在他看来，所谓的“吴氏刀法”，无非就是手上技巧，尽量少出血，又快又准又干净。几十年来，他守拙不变，总用比较古老的手工缝合伤口，尽量不用器械，他说，“现在用吻合器咔嚓一下，几千块就没了。我们这里肝癌切除3万元，外面要七八万，用机器人手术要十几万（元）。”

他的节约，在同行看来有些不解。他做B超能解决问题，决不让病人去做CT或磁共振，外带的片子能够诊断清楚，决不让他们再做二次检查；能用普通药品的，决不用高档药品或进口药品。财务上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现在社会上通行的做法使用药品和医疗耗材，医院一年能增收数千万元，有人劝吴孟超适当放开些，但他一直严格控制，最大限度地为患者减轻负担。他说，“一个医生要为百姓看病，同时也要为百姓节约。现在有些医生拿了红包，就帮着患者找医院、找床位，这种不是好医生。一人生病，全家痛苦，很多人因病返贫，医生应该想怎样解决好患者的病，让全家人都高兴，不能再给病人添麻烦，再从患者口袋掏钱。”

说起“吴氏刀法”，不得不说起吴孟超这双神奇的手。这双手因为长期拿柳叶刀已经变形，右手食指上关节向外翘，即使伸直时也无法并拢。

关于这双手，还有一个故事。吴孟超出身贫寒，5岁时，迫于生活压力，随母亲投奔在马来西亚打工的父亲。在那里，他一边帮父亲割橡胶一边读书。吴孟超回忆说，“我从小就爱做手工，初中有手工课，编篮子、雕刻都很喜欢。马来西亚有很多橡胶园，为二战提供军用物品橡胶。为了补贴家用，我在橡胶园割橡胶，一棵树上皮一割，不能太深，否则就会破坏树里面的水线，这棵树就不能产橡胶了。所以，割胶也是个技术活，割胶刀与手术刀一样，所以我一直喜欢做外科手术。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刚开始学校让我做小儿科，可是我坚持从事外科，后来跟随裘法祖导师学习，也得到裘氏外科的精髓。”

未完成的心愿

中国是肝癌高发国家。2005年，全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多达1.2亿，40多万人患有肝癌。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全球每年新增的肝癌病人约43%发生在中国。年轻时，吴孟超曾喊出“将中国肝癌大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的豪言壮语，攻克肝癌成为他一生的夙愿。

吴孟超很早就意识到，攻克肝癌，不能仅靠一把柳叶刀，基础研究也同样重要。他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脏外科专业研究所，指导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在分子生物学、病理基础、免疫治疗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为中国肝胆外科的持续、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说，“（上世纪）50年代，裘老给我指明方向——攻克肝癌，我建立了研究所和医院，把基础研究纳入临床的并行轨道，基础研究的结果用于临床，提高疗效。治疗中发现的问题再到实验室搞研究。现在流行的 转化医学 ，其实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经在做，在中国叫 理论联系实际 。”

他一手建立的东方肝胆医院，从科室发展成医院，从小医院变成市级三甲医院，但他还不愿止步于此。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他联合6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集成式研究乙型肝炎、肝癌发病机理与防治”的建议案，被列入“十一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同时，他领导建设“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安亭新院，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基地。

这是老人家最后的心愿。为了建成肝癌中心，他调动自己的一切资源，四处奔波，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我们讨论后马上给温总理打报告，温总理立即批示给发改委，很快讨论同意，拨款4亿元建肝癌科学中心。我把王红阳院士请回来，负责肝癌中心的工作。可是，光有实验室，没有病人资源不行呀，于是我要把医院扩大，与科研中心一起发展。”为了找合适的地方，他四处寻找都不满意，终于在2008年，嘉定安亭政府给他批了400亩土地，一半用作科研中心，一半用作医院。 下转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