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2月19日电(记者岳瑞芳)苏轼《功甫帖》真伪迷局再起波澜。18日,上海藏家刘益谦携所购《功甫帖》原件现身北京,在全国近百家媒体的注视下,接受由高倍扫描仪和50-200倍的光学放大镜进行的“体检”。
据现场展示的高清图片,结合当天引用的机构鉴定报告及多位专家学者提供的最新学术文章,刘益谦及其所创始的龙美术馆执行馆长黄剑认为,《功甫帖》为自然书写,上海博物馆3位研究员的“双钩廓填说”无法成立,上博文章不能推翻此前由安仪周、张葱玉、徐邦达等鉴定大家做出的《功甫帖》为苏轼真迹的结论。
苏轼《功甫帖》,纸本,墨迹,两行九字,纵27.9厘米,横9.5厘米,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是苏轼写给好友郭祥正(功甫)的临别便签。
从2013年12月底上海博物馆3位研究员公开质疑《功甫帖》时起,到2014年1月13日纽约苏富比发布14页研究报告力证《功甫帖》属“真迹”,再到18日刘益谦被迫采用多种现代技术设备现场“验明正身”,《功甫帖》真伪之争扑朔迷离,进一步凸显中国古画鉴定困局。
18日,到场的一些专家学者,包括徐邦达弟子萧平、傅熹年弟子朱绍良(徐邦达和傅熹年均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七人小组”成员)在内一致认为,就上海博物馆3位研究员提出的证据而言,尚不能推翻此前由安仪周、张葱玉、徐邦达等历代鉴定大家做出的《功甫帖》为苏轼真迹的结论,除非他们有新的证据。
截至记者发稿时止,上海博物馆3位研究员还未对此作出任何回应。
记者注意到,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均表示支持安仪周、张葱玉、徐邦达等历代鉴定大家做出的《功甫帖》为苏轼真迹的结论,并认为上博的“证伪”站不住脚,但没有人敢“证实”《功甫帖》就是苏轼真迹。“我只能说,《功甫帖》非常接近真迹。”朱绍良说。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历来是世界性难题。据朱绍良介绍,在最权威的《宋画全集》中记载的900多件书画里,超过95%也是推论为“真迹”。“比如《清明上河图》,谁敢肯定就是张择端真迹?光乾隆皇帝就收藏了4幅,但又谁敢说故宫所藏《清明上河图》有假?”
据了解,中国宋元书画存世稀少,在国内也是寥若晨星,国内外不少博物馆将宋元书画作为镇馆之宝,收藏宋元书画的多寡甚至决定着博物馆在业界的地位。正因如此,古书画鉴定界一直信奉“宋元宽、明清严”的原则,不敢轻易“证伪”宋元书画。
台湾书画研究者陈萧羽认为,针对古书画鉴定,“存疑”是主观的,但“证伪”必须是客观的,需要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逻辑支撑。他认为,在更完美的《功甫帖》出现之前,“从旧说”是最可接受的方式,在少数被证实为“真迹”和可被证明为“伪迹”之间存在大量的模糊空间,需要随着科技、文明的进步在未来被验证。
作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的权威,“七人小组”的鉴定曾经一言九鼎。“他们有丰富的书画鉴赏和古汉语知识,又曾经过眼过大量书画,多数人本身也能书会画,因而具备后辈无法企及的优势。”朱绍良说。
但如今,随着部分成员相继故去,古代书画特别是宋元书画的鉴定变得更加艰难,急需国家有关部门成立权威的鉴定机构厘清古代书画的鉴定难题。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也表示,尽管《功甫帖》的真伪暂时还没有非常明确的定论,但由《功甫帖》所牵涉的中国书画鉴定问题,需要政府部门积极面对,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国书画鉴定的主流话语问题。
(原标题:苏轼《功甫帖》迷局凸显中国古画鉴定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