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七流失柱基如何回归引争议

黄怒波小传

1956年，黄怒波出生于兰州，两岁时举家搬至银川。他的父亲是军人，因为和上级发生口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狱中自杀。独自支撑起家庭的母亲不久后也离开了人世。黄怒波自言从小便有了“狼一样的性格”。

1973年中学毕业后，黄怒波到宁夏农村插队。1977年，他获得了宁夏唯一一个北大招生名额，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1981年毕业后，黄怒波进入中宣部工作，29岁时任中宣部党组成员、干部局处长。1990年，黄怒波离开中宣部，进入中国市长协会工作，1995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中坤投资集团。

目前地产业和度假产业是中坤的两大核心，中坤在安徽黟县（黟县宏村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坤拥有三十年经营权）、安徽桐城，湖南岳阳，北京门头沟、延庆，新疆南部，以及美国田纳西州、日本北海道等地拥有产业。中坤曾于2007年提出上市计划，此后几番波折一直未能成功，近日又传出其旅游地产板块要上市的消息。不过，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向媒体称，“我们不差钱，上市不是单纯为了拿钱。”

黄怒波的名字常见诸报端。2008年，他在北大110周年校庆活动上，被授予“杰出校友奖”；2009年，他以3.03亿元捐赠位列胡润慈善榜第九位；2011年，他曾计划用近1亿美元，在冰岛购买一块300平方公里的土地，建造度假胜地，但未能成行，最终以600万美元获该地99年的租赁期；1990年以来，他累计向母校捐赠10多亿元，被称为“中国大学最慷慨校友”……

除此之外，黄怒波还是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北京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同济大学兼职教授等等。骆英是他写诗时的笔名，其代表作有诗集《拒绝忧郁》、《落英集》、《都市流浪集》等。

早报记者 郑依菁

纽约时报2月9日报道称，挪威KODE博物馆与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达成协议，来自圆明园的七根汉白玉柱基将于今年秋季重归故里，并安置在黄怒波的母校、与圆明园毗邻的北京大学。

根据这份民间协议，黄怒波向KODE博物馆资助1000万挪威克朗（约合990万元人民币），为翻修博物馆中国藏品区的预算提供一半资金。而七根柱基将作为回报，于今年9月归国，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进行展出。

圆明园文物的回归固然是好事，然而流失文物究竟应该如何回归？回归后应当安置在何处？此事引起了多方争议。

80后圆明园学会委员刘阳认为，柱基归还圆明园才是真正的回归，捐给北大只是换个收藏者。而黄怒波表示，不相信圆明园能保护好文物，他只愿意将文物捐献给自己信任的母校北大。去年，本报记者许荻晔曾报道《圆明园多处文物被曝受损》一文，指出圆明园内规月桥的乾隆御笔和文源阁冰裂纹地砖等均未得到妥善保护，已遭泼墨、刻字等破坏。

圆明园学会委员刘阳：

石柱并不值钱，

放在圆明园才是真正回归

刘阳去年刚刚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圆明园流散文物图录《谁收藏了圆明园》，书中对此次归还的石柱有详尽考证和描述。据刘阳考证，这七根圆明园石柱原位于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始建于乾隆中期。七根石柱分别高1米，属于养雀笼、谐奇趣、海晏堂和方外观等西洋建筑外侧镂空扶手之间的石构件。这些石柱是KODE博物馆收藏的2500多件中国艺术品的一部分，这些藏品都是挪威军官约翰·威廉·诺尔曼·蒙特在1907年至1935年间捐献的。他于1886年便来到中国，曾供职于大清国海关，民国时深受袁世凯的信任。

由于对圆明园历史感兴趣并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刘阳于2004年进入圆明园管理处工作。但他表示，他的言论只代表自己观点，与圆明园官方无关，他更愿意以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说话。

得知自己关注多年的文物回归祖国，刘阳欣喜之余第一时间通过微博表达了自己的顾虑：“没有回归圆明园就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回归！只是由海外（挪威）圆明园流散文物变身为国内（北京大学）流散文物而已。只有像2007年圆明园大水法石鱼回归圆明园那种形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归。”

刘阳认为，石柱安置在北大的博物馆内有些欠妥，“这七件石刻为什么不捐献给圆明园而是给北京大学？这也叫回归？这叫换个收藏者！如果以后有钱的商人多了，都去国外买文物来放在自己想放的地方，长此以往就乱了。”

2007年，在西单一处四合院发现的大水法石鱼被无偿捐献给圆明园。去年，法国皮诺家族将购得的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中的鼠首和兔首无偿捐献给中国，文物被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可以商量，因为这是中国规格最高的博物馆了。而北大只是一所高校，有多少人会去学校参观博物馆呢？”刘阳说，“最妥帖的做法是由北京大学再转赠给圆明园。”

刘阳指出，这些圆明园石柱的价值并非很高。“圆明园西洋楼建筑的扶手位置，有数千根这样的柱子。如今圆明园遗址上还有几十个，北京一些博物馆、苏州的拙政园都有，杭州西泠拍卖行也拍过，少则100多万元，多则400多万元，不算特别珍贵。”

也因此，刘阳认为黄怒波的行为有炒作的嫌疑。“为什么挪威KODE博物馆有2000多件中国文物，他只要回圆明园这七件？答案很简单，因为只有这七件能确定是圆明园的。价值不高，对方也愿意还，还能借 圆明园 三个字炒作。核心还是利用圆明园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做文章。”刘阳说，“这样的商业行为，对文物真正回归圆明园很不利。”

但圆明园官方的态度并非如此强硬。圆明园管理处有关人士日前对媒体表示，目前对文物回归后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圆明园流失文物能够回归中国，当然是一件好事。

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

看中的并非文物价值

而是历史，我信任北大

中国商人黄怒波在国内和国外媒体眼中一直带有传奇色彩。黄怒波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爱好诗歌，被认为是新一代儒商的代表。他曾三次登顶珠峰，名片上印有登山协会副主席、网球协会副主席、航空运动协会副主席等头衔。在商业获得成功后，他开始频繁捐助，2008年黄怒波向母校北大捐赠价值1亿元的地产，设立中坤教育基金，2011年又追加9亿元人民币。黄怒波最为著名的出手是其2011年宣布购置冰岛300平方公里土地，打造生态旅游帝国，后于2012年与冰岛政府签署土地租赁协议。

此次出手990万元人民币，黄怒波的行为很快被扣上“炒作”的帽子。对此，黄怒波感到很愤怒，“我用自己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合同半年前就签下了，一直保密没有宣传，这次是纽约时报挖出来的，为何到了国内就有人说我是炒作？”黄怒波激动地说，“这种言论就像汉奸，当年英法联军烧杀掠夺也是汉奸带路。我看中的并非文物具体的价值，而是这段屈辱的历史，文物从国外回到我们手中的意义。”

圆明园文物回归的协议在去年12月达成，此前黄怒波已与挪威博物馆交涉多时，并曾邀请挪威KODE博物馆全体董事会成员一行到圆明园和北大参观考察，最终一致同意归还文物。“我是去挪威参加诗歌节的时候认识他们的，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发现）那里中国文物特别多，都放在很破的架子上。我一看价值一个亿的文物他们就堆在那儿，仓库里放着很多还没开箱，我就很心痛。说实话我对文物没什么爱好，但是走到一个角落看到圆明园展厅，我的眼睛就红了，很难受。我对KODE博物馆馆长说， 你们以后不能叫圆明园，只能叫中国园林，这是一段民族屈辱记忆。 馆长连说 我理解我理解 。晚上喝酒的时候，我就对馆长说， 你们应该把文物归还给我们，这是对我们文化的尊重。 他们很快重视起来，先提出提案，后来通过。”黄怒波说，“1000万克朗的数目是由对方提出的，他们需要3000万克朗来修缮中国馆，请我支持一部分，我也很愿意。” 2010年，KODE博物馆中国藏品曾经历一次失窃并导致闭馆，去年1月，KODE再次遭窃，被盗走了二十余件中国文物，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至于为何将石柱捐赠给北大，而非圆明园，黄怒波表示，母校北大是他最信任的。“我凭什么捐给圆明园呢？怎么能相信它保护得好呢？我不信任它，我只相信我的母校北大。”去年，本报记者许荻晔曾报道《圆明园多处文物被曝受损》一文，指出圆明园内规月桥的乾隆御笔和文源阁冰裂纹地砖等均未得到妥善保护，已遭泼墨、刻字等破坏。

黄怒波称，“我在国外争取的时候没人管，东西一回来好几个部门马上来抢。我认为只要我不放在我们家别墅院子里，文物回归国土，放在哪儿都行。”他表示，圆明园管理处也从未有人联系过他。

此外，黄怒波还透露，与文物归还一起签署的还有一项学术合作项目。“KODE博物馆、中坤和北京大学的三方协议，北大文博学院要负责鉴定文物，同时培训文物鉴定的专家。”黄怒波说，“全国文物权威的鉴定专家大多来自北大。”

对此，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蒋朗朗给出了官方回应，“黄怒波与挪威KODE博物馆的民间合作是他们一如既往促进文化交流事件的善举，海外的民间藏品能在博物馆得到专业性的维护，这不仅是对文物进行保护，也有利于传承悠久的中华文化，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好事，我们乐助其成。”至于如何保管展示文物，蒋朗朗称，“具体方案正在制定中，我们将积极支持中坤与对方的协议。”

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

流失文物

花钱买回来的是国耻

谢辰生曾主持起草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国内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近年来，他一直反对私人购买海外流失文物的行为。对于此次圆明园石柱回归，他表示，“我的看法和过去一直以来的看法一样。” 谢辰生对早报记者说：“这些商人的主观愿望很好，但是在做法上我不赞成。流失的文物决不能花钱买回来，几千万元买回来的不是兽头不是国宝，而是国耻。”

谢辰生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按照国际公约和我们国家的方针政策，我们永远保持收回文物的权利，但是我绝不拿钱买东西，这样等于是变非法为合法，性质就变了。”谢辰生说，“比如东西被别人抢走了，你再买回来，是大傻帽。一些国家正好经济不发达想赚你的钱，中国的商人不要上当。”

对于此次协议究竟是购买、赎回还是捐助、自愿偿还，黄怒波曾对媒体表示，这并非购买文物，而是文化交流，“我支持他们博物馆建设，他们把圆明园文物还回来。”对此，谢辰生回答，“如果是还回来，那应该由文物部门来定夺文物放在哪里。如今他指定了放在那里，那所有权还是在他，他是行使了他的所有权。”谢辰生说，“买一件东西，说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只有通过政府之间正式回归，才值得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