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地标——环球经贸中心(台商大厦) 记者 郑志波 摄
东莞台协牛得很,是天下第一台协。是会员数量最多,组织最为完善,功能最为齐备的地方台协之一。东莞台协和台商成功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抗击金融危机的做法,值得大陆各地台协学习与借鉴。
———2010年,时任国台办主任王毅出席东莞台协第八、九届会长交接典礼时表示
一切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担心碰触“高压线”的年代,谁也不知道红线在哪?
———东莞台协首任会长连阿荣回忆当年立军令状成立台协
他们随时可以打我手机,随时可以谈工作,可以毫无保留,完全互相信任。 ———原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
立军令状创立协会
1987年11月2日,台湾解除戒严111天后放开经由第三地转赴大陆探亲。台湾商人连阿荣为此兴奋不已,他曾到巴西、越南等地投资办厂,效益不佳,当时正为企业发展寻找新的突破口。
1988年初,47岁的连阿荣以探亲为名经香港第一次进入大陆,几乎跑遍了中国的大中城市,最后选在东莞樟木头,投资创办美华针织礼品公司。“我不再走了,就在这扎根,因为东莞离香港近,离台湾近,产品等货物出入境比较方便。”
台湾当时经由第三地才能转赴大陆探亲的特殊政策,使得很多像连阿荣一样的台商来到了东莞。“如果不需要经由第三地的话,台商去福建更近,经由香港的话,东莞的区位优势就很明显。”东莞市台湾事务局副局长陈锡辉说,当时台商不能直接投资大陆,一般是在香港注册公司后以香港公司名义在大陆开厂。
1990年初,许多台商跟连阿荣一样,不堪岛内日益上升的人力和原材料成本,纷纷来莞投资。台达电子来大陆投资的负责人曾纪坚回忆说,当时他在东莞支付给一个工人的平均工资大约在350元人民币,而这在大陆还算偏高的,相比之下台达台湾工厂的平均工资是这里的七倍。加之东莞政府在土地方面给予的诸多优惠,这使东莞变得很诱人。
台湾企业多为中小型规模,相互间比较讲究配套,如同一种难以割舍的裙带关系。一间企业移往异地,其上下游企业也会跟着移动。比如台湾台达公司1992年决定在东莞设厂,结果带动了上下游22家台湾企业前往东莞,呈现“羊群效应”。
“慢慢问题就多起来,例如劳资纠纷,台商优惠以及个人人身安全等问题都出来了。台商之间如何抱团合作?我们就想,是不是需要一个组织统一协调和解决这些问题。”1992年的某个夜晚,连阿荣召集了10多位台商聚集在一起,商议着筹备建立一个联谊为主的台商组织。
台商想要缔结一个团体组织,合理性依据何在?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4月27日至30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于新加坡正式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一切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担心碰触‘高压线’的年代,谁也不知道红线在哪?”台协一定要成立,连阿荣和当年10多位台商一起立下军令状:出了事情大家一起扛。
1993年10月29日,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正式挂牌,连阿荣成为东莞台协首任会长,陈锡辉成为东莞台协的首任秘书长。360家台企成为第一期协会会员,占当时东莞台商总数的三分之一。
设大陆唯一台籍秘书长
对于台商想成立协会的想法,东莞市政府极为重视。“一群台湾人想成立一个团体,这在当时是很敏感的事情。”陈锡辉1991年便在东莞台办工作,是东莞台协筹委会负责人之一。
在东莞台协成立之初,采取何种管理模式管理台协,成了东莞官方必须考虑的问题。当时深圳台协和广州台协已经成立,陈锡辉带队到两地考察。“深圳台协主要是台商自己管理,广州台协是台办在管理,当时我们就想走中间路线,便提出东莞台办负责把握大方向,具体管理事务以台商为主。”在陈锡辉看来,正是当时确立的这个原则,成就了日后保有活力的东莞台协。
对于这个原则,东莞台协秘书长赵维南十分认同:“如果琐事都请教官方台办,台协几乎没法运转。台办把握政治方向,也免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1995年,叶宏灯任东莞台协第二届会长,东莞台协步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当年10月,东莞台协成立“马上办中心”,24小时为台商服务。“马上办中心”每月处理急事难事数百宗,包括海关、税务、交通、治安、咨询等各类请求协助事件,也成为日后众多外地台协取经的对象。
东莞的远见与魄力不仅于此。
1997年,叶宏灯连任东莞台协第三届会长时,东莞台协会员企业已超过2000家。在叶宏灯第三届任期届满之时,在事务政务两分开原则的指导下,东莞又做了件破天荒的事情———准许台协设立台籍专职秘书长。
“协会发展很快,事情也多,当时我们想增设一个事务性秘书长,由台湾人担任,专门管理台协的具体事务,台办任命的秘书长就叫政务性秘书长,负责把握方针政策。”时任东莞台协第三届常务副会长叶春荣说,有了想法就找市领导商议。
当时东莞市委书记是李近维。多年以后,台商们谈起他,都下意识地称其为“我们书记”。张汉文清楚记得,这位身材瘦削的官员面对他们这些来自对岸的商人,拍着胸口说“有什么事情就找我。”叶宏灯找李近维通常是晚上十点多,到后者办公室,鞋子一脱,跷起腿,就能聊。遇到紧急情况,东莞台协干部试过凌晨2点钟夜访李家。
对于台协增设台籍秘书长的问题,李近维很快表态,认为此举有利台协发展,有利服务台商。至今,全国所有台协中只有东莞台协有台湾籍秘书长,可以说是至今东莞台协保有活力的秘密武器。
“毫无保留”的帮扶
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原董事长江丙坤接受南都专访时曾说,东莞是台商聚集最多的地方,是台商在大陆最重要的据点。郭山辉卸任东莞台协会长时,江丙坤第二次到东莞,当时他说:郭山辉和6000多台商企业改变了东莞;郭山辉和2万多台商企业改变了广东,让广东变成大陆第一经济强省;郭山辉和8万台商改变了大陆,让大陆成了当时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东莞官方自始至终对台商群体重视。
东莞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曾说:“他们随时可以打我手机,随时可以谈工作,可以毫无保留,完全互相信任。不单是基于我本人,主要是对整个政府的信任。”
东莞台协第四、第五届会长张汉文1991年来东莞,东莞官方的开明态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其实我祖籍江苏江阴,当时也回老家考察过,那里讲话沟通没有问题,这里讲的还是土白话,但是我就觉得东莞的开放程度更高,这里的领导更好,所以就留下来了。”
东莞台协原会长叶宏灯卸任后,一心致力于台商子弟学校的筹建,解决台商、台干子女的学习问题。要在大陆建一所使用台湾教材、聘用台湾老师、跟台湾学校同步联考、大陆台湾均承认学历的学校,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次回台湾去,叶宏灯问台湾有关负责人能否设立一所与台湾接轨的大陆学校,得到的答复是“很难”。
“这样的学校至少省教育厅是批不下来的,可能要国家相关部门点头才可以。”陈锡辉回忆说,得力于国台办跟相关部门和台湾方面沟通,2000年9月,大陆第一家台商子弟学校———东莞台商子弟学校正式开学,如今在校学生规模达到2400多人。
一个细节可以看出两岸对东莞台商子弟学校的重视。每次需要跟台湾同步考试的时候,试卷都要密封好,过海关时走特别通道,由双方护送到东莞,第二天考试时在双方见证下才能拆封试卷,确保跟台湾同步开卷。
最让叶宏灯自豪的是,东莞台商子弟学校是公益性学校,除了中堂潢涌村免费提供了当时价值2000万元的土地外,建校的3000多万元全靠台商自愿认捐而来。2001年,叶宏灯辞去东聚电业董事长一职,全力以赴打理学校。“现在昆山和上海也有了台商子弟学校,至今也只有东莞的规模最大,并且仍在坚持公益办校。”
随后的10多年中,东莞台协集中力量办大事,集资兴建了东莞地标建筑———东莞第一高楼台商大厦,又兴建即将竣工的东莞台心医院,从此东莞台商有了自己的家,台商也有望在台心医院使用台湾健保看病。
早在2003年,《人民日报》的记者就注意到,不仅是学校、医院,“文化的融汇也加深了台商对东莞的认同”。在一篇《东莞凭什么吸引台商让台商扎根》的报道里,东莞街头不时可见台湾痕迹,台式餐点、乌龙茶香、厚街镇有“小台北”之称的康乐路,“的确恍若台北街头”。
从东莞到全国各地
一般认为,台商在大陆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台湾《远见》杂志2009年7月号一篇文章将其概括为西进、北上和内迁。西进,是上世纪80年代末进入珠三角,北上则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挺进长三角,内迁则是媒体对未来的预测,认为台商需要往大陆内地继续迁移。
东莞可以看作原点。初期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的顺利发展,使得台商打消顾虑。台达电子1992年在东莞石碣镇设厂,两年后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功率电源供应器生产基地。台商从东莞进入大陆,同时因为在东莞的发展而建立信心,从东莞再度出发,从珠三角往长三角挺进。
国家发改委主管的杂志《中国投资》在一篇报道中这样形容,昆山和东莞之于台商,好比一边是摩登的热恋情人,另一边是从传统中走来并初尝现代滋味的夫妻。哪一边更幸福,因人而异,但都是投资宝地。
时任东莞市台湾事务局局长游匡正今年9月表示,根据他们掌握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东莞有六成台资企业增资扩产。包括扩大产品生产线、升级产品研发系统、提升企业经营范畴、扩大市场等;而内销市场这方面,今年东莞台企内销的平均占比已达30%,且还在增长。
台商转型升级当表率
台商和他们的企业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报东莞。
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江凌特别希望台企能够在转型升级方面率先走出一条路子。
他考虑得很清晰,“主要是因为台湾经历了成功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他们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台企在东莞的群聚作用比较明显,所以台企在东莞的号召力、动员力比其他协会组织要强,他们能够更好地配合政府的政策。”港资企业相对来说产业处于低端,转型难度比较大;日韩企业总部大部分在自己国家,设一个点在东莞生产,没有决策权。
台企适合转型升级表率这个角色。
也正是在2008年,叶春荣上任东莞台协第八届会长,开始大力推进台企升级转型。
“升级转型不是喊口号,是要办实事。台湾经历过这个阶段,有推动企业进行升级转型的经验。”2009年开始,在叶春荣的倡议下,台商协会在东莞市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专门的产业转型升级联合办公室,推出“台资企业诊断与辅导计划”。
江凌曾用“鱼跟水的关系”来比喻台商与东莞的状态。在江凌看来,大部分台商已经融入东莞,他们不单是自己在东莞打拼,下一代也安排在东莞生活,甚至有些把祖先的牌位都移到了东莞,对东莞是一种根植的感觉。这也代表了众多台商的看法。
叶春荣软磨硬泡,拉来了台湾生产力中心、电电公会、工业技术研究院、健峰企管集团等14个台湾专业辅导机构为台资企业诊断把脉,“基本上每个财团法人的负责人都去拜访了两三次”。
2010年12月16日,东莞市举行台资企业转型升级成果发布会,340多家接受辅导的企业获利平均增加7%,用工减少10%。国台办有关负责人拿着《东莞台企转型升级成果特刊》开玩笑说,“这是台企转型升级宝典,要向全国推广”。
第二天,东莞市台协举行第八、九届会长交接典礼,时任国台办主任王毅出席典礼,全国各地112个台协派出代表到会祝贺。
“东莞台协牛得很,是天下第一台协。”王毅在出席晚宴时说,“要夸一夸东莞台协,是会员数量最多,组织最为完善,功能最为齐备的地方台协之一。东莞台协和台商成功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抗击金融危机的做法,值得大陆各地台协学习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