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相遇

舒萍

随着中国的崛起，原来的列强越来越重视中国，不过，按建国时间来判断，美国才是最积极的。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第二年（1784年），美国人就已急不可耐地开始了对华交往的历史性首航，出发那一天恰逢华盛顿的五十二岁生日。如果说作为中英的首次“相遇”，马戛尔尼使团1793年的访华让乾隆盛世显得有几分滑稽可笑的话，《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埃里克·杰·多林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1月版）一书中的“相遇”则更显得浪漫十足。当美国人的“中国皇后”号到达广州时，许多西方“先行者”还鸣了礼炮，格外显得美国作为新列强的姗姗来迟，最搞笑的是，美国人和前不久的敌人英国人在中国相见时，显得格外亲近，还相约“携手”在中国发展。

美国在与中国初次相遇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从此在国内就掀起了“中国热”，竟然成为了英国在华贸易的最大对手。最让人难以释怀的是，在日后的鸦片战争中，一开始很多美国商人事实上是反对英国开战的，不过最后还是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

曾经跟英美打得你死我活的纳粹德国，我们对那些大人物已了解不少，不过，德国普通人是怎样生活的呢？《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的德国人》（米尔顿·迈耶著，商务印书馆，2013年11月版）书名就很有意思。作者从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谈起，水晶之夜是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事件。这也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时任法兰克福克罗嫩贝格的冲锋队队长、前裁缝施文克受命烧毁一家犹太教堂。火光惊醒了很多人，其中霍斯特马尔才是个十四岁高中生，当他目睹熊熊火光时，兴奋地大喊：“犹太佬，见鬼去吧！”他们没想到的是，从此纳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席卷了所有德国人。作者访问了十个普通的德国人，用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展示了纳粹体制如何在普通德国人的层面以及德国社会内部发生作用。

与法兰克福相关的另一本新书是《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瑞士]埃米尔·瓦尔特-布什著），译者郭力在“译者序”中首先为几个专用名词正名，譬如“批判”。康德有“三大批判”，马克思《资本论》的副题是“对政治体制下经济体系的批判”，但在译者看来，中文“批判”是个不言而喻的词，“那就是对不良事物、人物进行斥责与摈弃”。因此译者把康德的“三大批判”改为“三大评判”。真不知道译者的这个“不言而喻”是从何而来的，难道当年李长之写的《鲁迅批判》是对鲁迅的“斥责与摈弃”吗？而且，译者还指出：“本书译者将Kritik主要翻译为评判，在适宜情况下也译为批评、评论、批判、质疑等。”一本学术理论书，同一学术名词却有多种译法，是否合适？此书为社科文献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的“莱茵译丛”之一，同时出版的还有彼德·斯洛特戴克的《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

最后要介绍的是一本科幻小说，飞氘的《中国科幻大片》（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这部中短篇作品集共有六个故事，三个用现代宇宙学重写了盘古开天辟地、后羿射日和夸父逐日的神话，另外三个里，《蝴蝶效应》以科幻小说和电影再现了中国古代史，《一览众山小》写孔子登泰山求道与未来世界相遇，《城堡》借用卡夫卡的作品名描述后现代梦境。为这本书背书的，是吴岩和韩松。在吴岩的序和韩松的后记里，我们看到的，不单是他们对飞氘，更是对飞氘、陈楸帆、宝树、夏茄这些八零后“更新代”科幻作家的期待。韩松的话也很适合表达我们在新年这个多少有些特殊的时间点里，对中国科幻的期待：“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年轻人正像他们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在拼尽全力创造出被上一代人耽搁了的中国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