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议程”与中国……“自己的条件”

李公明

在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R.Mandela，1918-2013）的去世所引发的各种评价和争议性议题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对曼德拉的“神化”问题。曼德拉在他的《与自己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Myself）（中信出版社，2011年1月）中说过“我从来都不是圣人”，毫无疑问，他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普通人。大卫·史密斯写的《青年曼德拉》一书在南非很畅销，作者说，写这本书就是要将被“圣人化”的曼德拉解救出来，以全新的视角描写一个真实的人，通过他的个性分析他的政治成就。

但是，以生活中的真实来“去魅”仍然不是真正的非神化，因为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的“人化”，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让人可以自由地评论和从不同事实角度和不同价值观念进行评价。简单来说，就是允许被“解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2010年7月南非艺术家尤里尔·达马索创作的《解剖曼德拉》比曼德拉的自传和史密斯的《青年曼德拉》都更能直抵“神化”问题的核心。这件在约翰内斯堡一个高级购物中心公开展出的油画，仿伦勃朗的名作《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描绘曼德拉死后的身体在手术台上被解剖，围观者是一群南非著名政治人物。这件作品引起许多国民的愤怒，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ANC）也发表声明表示谴责。作者当然解释说他无意对曼德拉不敬，“只是展示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常人”。

但是，在他的具体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更明确的政治性观点。第一，呼吁“停止剖析曼德拉，一旦他离开了，你们要独立建设这个国家！”。第二，作者反对关于曼德拉的死亡话题禁忌，认为南非在未来必须面对曼德拉的死亡，“这不该成为国家禁忌”。第三，对于民众对曼德拉的神化倾向，作者早有警惕和表达。而在曼德拉病重期间，他在做客电台访谈节目的时候注意到不少听众在谈论曼德拉生死的时候就像谈论一个神一样。

因此，我认为无论从创作自由还是反对神化政治的角度来看，这幅有争议的作品都很值得关注和研究。

在关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研究中，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年10月）的确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两位译者的长篇“译者导言”对此已作出相当详细的论述。尤其具有现实意义的论题是在这篇导言的结尾处，译者提炼出孔氏讨论中国问题时所铭记于心的那个最具挑战性的论题：“如何在保持 中国 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的国家。”而后引用了孔飞力用作全书结尾的那段话作为这篇导言的结尾：“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并认为“这是孔飞力在年逾古稀之时从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得出的灼见，因而是我们应当用心体会的”。下面就主要谈谈对这段话的翻译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2012年6月29日的《经济观察报》微博有一篇罗四鸰、郭瑞对孔飞力的访谈，题为《我不相信有完美民主》。虽然该文注明“未经孔飞力审定”，但是关于这一句的翻译和孔飞力本人对该书的解说或许值得参考。问题是这样引出来的——访谈者问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希望中国出现更多的与普遍性价值，问孔对此的看法。（孔）答： 我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过：“许多中国人认为这是可行的。但是，即便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也只能期待中国的宪政议程论述中国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Many Chinese now think it can. If so, however, we can expect that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 agenda will still be addressed on China's terms, not on ours.”）“当然，你也可以做另一种解读。20年前的文本在今天不必有一样的意思”。

首先，根据这里提供的原文（手头没有原书，假如此处与原书有出入则另议）可以再次思考译者提出的“如何翻译constitutional这一基本词语的问题”。译者对译作“根本性”或“建制”的解释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在上述这段话中，尤其是在2012年的这段访谈中，他是在回答关于对中国未来希望时谈到constitutional agenda，那么译为“宪政议程”是否更符合关于中国前途的讨论语境呢？或者说，是否可以不完全抛弃“宪政议程”这一译法？还有，原文中的“China's terms”，译作“中国自己的条件”与“中国的问题”当然有区别，这里是应该译为“条件”而不是“问题”。但是，“界定”与“论述”也大有区别，两者相比，我认为应译作“论述”而不是“界定”。

换言之，“根据中国自己的条件来界定中国的建制议程”与“期待中国的宪政议程论述中国的问题”这两种意思自然是大相径庭的。还有就是，把“we can expect”译作“可以肯定”，是否也过于“肯定”了呢？很显然，前者这种“肯定”正是时下大张旗鼓的主流言说，虽然这与翻译的讨论本身无关。联系上下文，我认为如果译为“我们也只能期待根据中国的、而不是我们的条件来论述中国的宪政议程”可能会更符合孔飞力的原意。

再申言之，当孔飞力认为“现代性”有着多种存在形式和各种替代性选择的时候，根据前一种“界定”的译法，是否意味着只要各国根据“自己的条件”来“界定”建制议程就可以建成“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的国家”？再根据译者的阐释，孔飞力关注的是发掘“中国经验”特殊性之中所包含的普遍价值和意义，这还涉及中国经验对于世界范围的作为普世性进程的现代性构建的意义和影响问题。那么，是否会导致了这样一个相对完整的核心思想——中国道路自有其内在的普遍性价值，而且必将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如果走到这一步，与孔飞力在那篇访谈中对该书主题的最简l练的表述（“这本书把中国现代政治制度面临的问题加以概括。现代中国的起源，需要从中国自己的思想传统中寻找。”）则已经产生了过大的距离。译者认为孔氏的关怀中“隐含着一种对于美国及西方文明会将人类引向何方的忧虑”，这当然是对的，因为在那篇访谈中他也的确一再表示了这种忧虑。但是，这与上面提到的那种假如存在的相对完整的核心思想并不能构成逻辑上的合理关系。

再回到那篇访谈。孔氏为什么在去年要说因为中国目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使人不得不愤怒，所以对这段话可以做另一种解读？这可能意味着他意识到当年说可以完全根据中国的条件来论述“议程”是有问题的，今天似乎出现了一种修正的倾向。

当采访者问他，对在1990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近代中国制度的演变为什么那么让当代的中国人失望? 好些看来颇有希望的发展，为什么总是以压制、腐化告终?”这些问题今天是否有了答案的时候，孔氏的回答是：“其实，我很想知道在中国有多少人觉得失望。”在这里似乎也存在着一种修正：过去认为中国人对政治是失望的，因此要研究其原因，而在2012年则认为失望本身仍是有待证实的。

那么，这里是否潜藏着这样的潜台词：中国人对于制度的演变并不像过去看起来那么失望？但是，这种修正与上述修正的方向却是相反的，它们是否可以说明孔飞力对于“中国建制议程”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来“界定” （按照该译法）这种核心思想存在着困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