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风潮中的银企关系与国民政府

徐锋华

1935年，荣氏企业所属的申新公司第七纺织厂（以下简称申七）被英国汇丰银行擅自拍卖、日本商人低价购买的商界风潮，在上海滩引起了巨大轰动。荣氏兄弟积极利用社会舆论请求政府、银行施援，银行界出于对自身生存和效益的考虑袖手旁观、唯求自保，南京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加以过问，但内部对采取何种解决方案难以达成一致，这种做法一度将申新七厂推向危险的边缘。

随着拍卖案的持续发酵，民族主义浪潮愈演愈烈，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进行对外交涉，最终迫使英国不得不撤销拍卖，申新七厂暂时得以保全。国民政府不仅度过了一次信任危机，而且借此展开对国内银行业的彻底改组，成为这一事件的最大赢家。

轰动上海滩的拍卖案

1935年2月，英商鲁意师摩拍卖行在《申报》刊登一则公告，定于26日下午3时半拍卖申新公司第七纺织厂所属地产、房屋及机器，“限价银洋二百廿五万元，若出价不到此数者，则不予考虑……凡出价最高者即为买主”。荣氏直接交涉无效，拍卖如期举行，由日本律师冈本、村上代表匿名委托人以最低价225万元拍得。这起拍卖风潮在上海商界引起轩然大波。

拍卖案中的申新公司第七纺织厂（以下简称申七）为荣氏申新下属企业。申新纺织公司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于1915年创办，截至1935年初，已拥有纱锭552681枚、线锭49988枚、布机5383台，资产总额约为5880余万元，与1934年全国华商纱锭270余万枚、布机2万余台相比，荣氏企业分别占到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实为当时中国纺织工业中的巨擘，也是民族经济希望所寄。

申七原为德国商人1896年在香港创办的瑞记纱厂，一战后由英国安利洋行接手经管，迁到上海，改称东方纱厂。1928年夏，该厂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定价175万两标售。荣氏兄弟买下后苦心经营，到拍卖前夕，申新七厂有56000余纱锭、7100余线锭，4600余工人以此为生。纺织业是当时我国新兴的民族工业，申新纺织能力在全国纱厂中规模之大、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见，申七被拍卖并非一厂之事，国人对此意外事件颇为震惊。

拍卖事件的起因是申七欠汇丰银行200万抵押贷款，1934年底押款到期，是时申七还不出本利，申七的第二大债权人——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也不敢继续放贷，荣氏向国民政府求援无果，于是向汇丰银行请求转期，并愿先交付全部利息及押款的一部分。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陈公博的整理派与蒋介石、吴稚晖的救济派对援助方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申七濒临破产倒闭。此时，对申新觊觎已久的日商纱厂见有机可乘，怂恿汇丰银行强行拍卖申七，“私拟归其接受”。汇丰遂置荣氏请求于不顾，决定根据契约实行拍卖。

荣氏兄弟闻此噩讯，立即聘请过守一律师在《申报》连续三日发表紧急通告，反对汇丰银行拍卖申七，并称“无论何人买受该产，当不能取得合法所有权。请各界幸勿受愚，致启纠纷”。原来，1933年荣氏兄弟和汇丰抵押借贷签订的是当时通称的“流质”契约，所谓“流质”，意即不稳定的契约。“它的内容太简单，是债权人乘债务人处境困难，乘机侵占对方权益，使债务人不能获得应有的保障，因此没有法律根据。”

在两国法律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汇丰无视中国法律执意要根据英国法律解决纠纷。汇丰发布公告后，国民政府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也发表第14090号布告，裁定假扣押申七财产，“嗣后无论何人，对于上开假扣押之财产，非经本院核准，不得有任何私擅行为。”汇丰银行在申七门后贴了封条，但地方法院在汇丰银行的封条上再加封条，以表明其行为是不合法的。

最终，汇丰全然不顾中国法院的制止，仍命洋行如期拍卖，开拍仅半小时，即由日本的村上律师拍得。根据当时华东社记者调查得知，竞标得主是日商大连汽船会社，由丰田纺织厂株式会社出面购得。

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

汇丰为收回放款无视中国法律自行拍卖的行为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慨。事件刚一发生，当时影响较大的《申报》就公开发表社论，指责汇丰银行方面。随着事态的发展，社会各界群起响应。南京市商会电呈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实业部、司法行政部，请求对申七拍卖事“迅予依法制止，并拨款救济，以维实业”。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在三马路益友社召集全体紧急会议，议决“一致反对汇丰银行违法拍卖，并发出急电呈请政府迅速救济。……应请钧院府部采用紧急步骤，请由英国上海审判署立即颁发制止状，停止汇丰行使产权”。

事情越闹越大，几乎形成一次大规模的“排英运动”，已绝不仅仅是单独一家纱厂的拍卖问题，也不仅只是普通的经济纠纷，而发展成有关政治外交、民族利益的国家大事了。一些社会团体挺身而出，采取直接行动以作奥援。华商纱厂联合会致函国民党政府棉统会，认为“事关整个棉业前途，群情惶骇，恳请钩座迅筹善策，以保主权”，并特地组成专门委员会声援，派代表谒见上海市长吴铁城及英国商会会长马锡尔等。一面电请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外交部、财政部及实业部等，制止汇丰银行非法行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召集全市各团体及全体理事开会，认为“我国实业原极不振，兹复横遭摧残，影响非细”。

拍卖事件在社会舆论的声讨中不断发酵，无论是英国还是日本方面，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为推卸责任而不得不敷衍塞责。据事件亲历者、荣氏女婿李国伟回忆说，“各报社论一致谴责汇丰非法行为，各社会团体激起公愤，热烈声援。……国民党政府迫于群众的坚强意志，派实业部长到上海去向汇丰磋商，拖延了很长的时期。……申七拍卖，未予执行”。

1936年12月，荣氏与汇丰银行重新订立申七抵押合同，汇丰同意延长贷款期限到1940年12月3日；从1936年9月30日起，利息改以年息七厘计算（原为八厘），以申新全部土地房屋建筑及机器作为抵押品，至此，拍卖事件告一段落。

艰难的实业救国梦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对于中国的民族企业家来说，实业救国理想面对的最大威胁是享有治外法权庇护、生产效率较高的外资企业，尤其是日资企业。

近代中国人自办之工业，“首推纱业，而中日工业竞争最烈者，亦莫如纱业”。进入1930年代后，中国棉纺织业市场由中、英、日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渐演变为中、日间的对抗。据统计，1931-1936年间，在日商蓄意倾轧下的中国棉纺织业，能始终维持营业而不经失败异动的华厂不到10家。荣宗敬不惜负债发展工业的目的，就是“杜侵略”、“抵外货。

然而，1929年爆发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逐渐波及中国。日本在华纱厂也趁机进一步加紧扩张。1931年，因九一八事变和大水灾的影响，中国棉纺织业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国内市场购买力进一步下降，纱价剧跌。至1934年，全国92家纱厂中，“每日亏本约6万元之巨，全年合计当在2500万元之巨”。进入1935年后，“一方面因棉花供给不足，同时美棉又告涨价，另一方面，纱价因现纱销路呆滞而大减，棉花与棉纱之间二者形成剪形之差率，致纱业濒于一蹶不振之境”。

荣氏纺织企业的情况也不例外。1931年及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申新品牌人钟42支纱“每包从325两跌到206两”，估计每个开工的纱厂平均“每年要赔蚀资本的四分之一”，并且产品质量越好赔累愈多，荣氏纺织从极盛时期的高峰走向低谷。1932年申新九厂因迁建厂房，向英商麦加利银行押借巨款，申新三厂也将全部厂产抵押于中国银行。1933年中国纺织业突发恐慌，纱布市价继续下跌，而申新四厂不幸毁于火灾，加上荣宗敬父子投机失败，申新的财务危机愈发严重，至次年，申新各厂几乎已抵押殆尽。

更糟糕的是，1934年3月，一向与申新公司来往密切的银钱业声言不再对其放款。至6月底，申新公司资产共值6800万余元，而负债逾6300万元，已是举步维艰，到期“应付500万元，银行方面已无物可押；十六家往来钱庄，谨防自己危险，不肯再放，危急存亡”，7月4日被迫搁浅。到申七拍卖前夕，申新公司九个厂已停其四。

荣氏兄弟实业报国之困，不仅在于经济危机，更在于当时国民政府对发展经济的漠视。如法国学者白吉尔所言，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创立一种更加有利于私人企业发展的体制格局”。

国民政府的关税政策对于棉纺业的保护效果本就“十分有限”，1934年7月实行新关税政策，对原料棉花和纺织机器的税率提高，对进口的棉产品反而减税，以致日货在中国大量倾销，国产纱价更加低落。10月开始加征棉纱统税，华资企业被逼入更为困苦的境地。1934年全年，上海工商业“改组1290家，闭歇366家”，经济之惨淡几乎无可复加。

负债经营危机重重

荣氏企业陷入困境与其负债扩充的经营方式密切相关，其中包含着与金融业割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对银行业而言，一战后兴起的棉纺织业是很好的业务对象，因为“中国纱厂比较发达，资金周转快，借款期限很短，容易收回”。1932年6月和1934年6月申新两次搁浅，中、上两行两度挹注巨款助其度过难关，但随着经济形势逆转，企业经营步入低谷，银行也将贷款方针由信用放款转为抵押贷款，对纱厂放款更加小心谨慎。

荣氏兄弟以开钱庄起家，深谙个中门道，荣宗敬一直通过负债经营的方式维持运转、扩张企业。申新与中国银行建立借贷关系始于1923年，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关系尤为密切，贷款数目经常占到上海银行对纱厂贷款总额的一半以上。与银行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给荣氏的经营带来了方便和实惠，使其能够比一般民族企业发展得更快，但前提是工厂必须运转顺利，否则就会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

在经济萧条期间，以中国银行为首的银行团对申新经营状况愈益不满，急图加强监督与控制。1935年2月，申新一、二、五、八厂与银行团所订补充营运借款合同到期，中国银行等借机拒绝荣氏继续维持的请求，提出由银行团作为主体管理工厂。荣宗敬则极不情愿，认为银行团只能监督财务，不能过问厂方的生产。双方僵持不下，后来折中，申新被迫接受由债权人组成的银行团的监督，“实际上丧失了一部分企业经营管理权”。当时申新各厂的财务都在银行团监督之下，总公司也无法调动资金和原料来使申新二、五厂开工，而两厂的停工造成5000余工人失业、生活无着。

荣氏企业“在资金、技术、原料等方面离不开对政府和银行的依赖”，在发展过程中“又始终摆脱不掉被压迫被束缚的地位；而企业本身的盲目扩充，又加深了这种恶性循环的处境”。申七被汇丰银行拍卖事件，即是这种种矛盾的集中爆发。

事件之外

申七拍卖案，原本只是荣氏与汇丰之间的一个经济纠纷。汇丰方面，无力还贷就拍卖抵押品，这种想法并无大错，只是不经法院而擅自拍卖，实属狂悖无理；在荣氏方面，认为借贷好商量，做生意也要讲人情。然而，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决定企业命运的往往是更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从中凸显出企业、政府、银行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关系。

当破坏性极强的世界经济危机于1932年左右侵袭中国后，不少民族企业都遭遇了类似的悲惨命运。1935年3月17日，华北最大的天津裕元纱厂因遭债务本息共700余万元之压迫，最后被迫售与日商钟渊纺织会社。再如启东大生二厂，共欠中国、交通、上海三银行借款1109346元，1936年3月至4月共举行拍卖四次，始终无人投标，最后为防日人插手，只得由主要债权人中国、交通两银行接受。

国民政府尽管畏于社会压力表态挽救，却只是雷声大雨点小，且内部蒋、汪两派一直暗中角力、互不买账，而并非以申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为根本考虑。财政部孔祥熙还以金融界袖手旁观作为光明正大的借口，发动了对银行业的再次改组。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取得金融界的合作可谓一大关键，银行业一再被要求提供资金支持，但它们在业务经营上仍试图走独立发展道路，这点逐渐为官方所不悦，而荣氏对银行的不满和舆论对银行的问责，给国民政府提供难得的行动契机。

在申七事件的冲击下，国民政府开始从金融领域实施统制经济政策，1935年3、4月改组中国、交通两行，接着成立了农民银行，6月份控股“小三行”，标志着垄断金融体系完成建立，政府与银行逐渐融为一体。统制全国经济之意早在1932年就萌生，申七风潮无意中成为事实上的导火索，“虽然未及全面实施，但却为抗战爆发后国家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并进而实施全面统制经济做出了必要的准备”。荣氏等民族企业家的实业救国之梦，也因此而为国家和社会所理解和接受，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东南沿海的大量工业纷纷内迁，为抗战胜利和国家民族的复兴保存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