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12月16日讯 以“重建改革逻辑”为主题的201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举行，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量在香港分论坛上表示，大陆的污染比较严重，因此空气污染和灰霾是中国首要解决的问题，搞好环境之后，才可以吸引国际的人才过去。
庄太量表示，高端的人才是从国际上请进来的，他们愿意到一个地方，要看很多的因素，例如资金等等。中国目前的收入是比较高的，还要看工作区域的生态环境。
庄太量认为，大陆的污染比较严重，除了大陆外，甚至污染了中东。因此空气污染和灰霾是中国首要解决的问题，搞好环境之后，才可以吸引国际的人才过去。
文字实录：
主持人：谢谢五位嘉宾，你们都点到香港在中国大的经济下，有哪些方面有独特的定位和独特的竞争优势，经常提到的就是创新，无论是科技创新，人才创新还是服务创新。
提到了服务业的开放，如何成为中国内地食品安全的基地，也提到了粤港澳自贸区的问题，谈到香港的发展，香港的优势就是不靠别人，靠自己，我们有哪些方面的优势，五位嘉宾认为香港目前的地位，暂时是不可动摇，原因就是法制、信心和资讯、资金、人才的开放。在过去的三十年，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香港一直是北望的，这是没有错的。中国内地有巨大的优势，市场是非常大的，企业多，面临着要走出中国，才可以在全球发展得更好。过去一直是北望，我们缺少欧美性的人才，缺少嫁接内地和国际市场的人才。
关家明：我首先不太同意你的讲法，香港并不是非常的稳定，或者是稳操胜券，这样的想法是不能有的。开放和改革来说，我们有很多的不足。我们的开放比大陆好，但是我们的服务业并不是非常的开放。有人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我本人去的地方不多，但是我在新加坡住了几年。我感觉新加坡作为亚太中心，要比香港的本位更加的亚太。香港说中文、英文、马来语、印度文，或者是亚太种不同种族、宗教的比例比香港还要多。
说英语一般人的水平比香港高，香港在国际上，我们的国际化在某些方面是相对不错，并不是全面的国际化。我们的文化和语言还是非常的中国化，我们的中国化还是非常的广东化，因此我们要注意。
第二，提到我们的市场，相对来说，在全球不同的经济中，市场的自由度，发育的程度，对经济的渗透度非常的高。还有一些方面是不够的，打个比方，现在优势的地方，政府的管制是很多的，包括医疗、教育、房屋等三个方面，这是香港可以推动中国大陆重要的内容，他们跑过来住我们的地方，跑过来用我们的医疗，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出口。但是我们拒客于门外，因为我们的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搞得不太好，今后还要不断的发展。
还有其他方面需要改进的，我先谈这两个方面。
主持人：我提的是香港的金融地位，中国内地是短期内无法超越的。
关家明：也不一定的，当然要看国内的改变有多快。我打个比方，我们是人民币的离岸中心，或者是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最发达的地方，我们说的人民币离岸业务，有多少是真正的离岸，有多少会变成在岸业务，国内的制度改变后，利率放开，汇率放开后，资本管制放开后，很多离岸的人民币业务就不需要放在香港做了，因此大家要想一想。
刘红哿：回答金融中心的问题，还是回答人才的问题。
主持人：回答人才的问题。
刘红哿：前面几位嘉宾都强调，香港人才的自由进出，资讯的自由进出，包括资金的自由进出，内地众多的城市，包括上海都是短期内无法达到的。
随着人民币资本帐户的开放，现在可以确定的初步时间表就是2015年，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包括利率自由化也是在2015年到2017年就可以实现的。如果这一进程可以实现的话，部分的金融机构，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的银行机构，会将部分的人力资源或者是总部搬到上海去，这就会构成部分的挑战，因此香港要思考自己的功能和定位。前几十年靠国有企业改制上市，通过在香港发行蓝筹股，带动香港爆发式的发展。刚才又提到香港会成为亚太区重要的资产管理中心，我认为也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机会。
关先生提到我们不够多元化，将来的客户是来自于全球的，也有来自于中国内地的。现在有多少人能讲二、三种以上的语言，能够为不同种族的客户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
我就讲一个例子，大部分的中资机构遇到的问题，你的员工中有外地员工、香港本地的员工，国内的员工，因此在文化上，形式风格上，有很大的差距。在公司的竞争过程中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中资机构都遇到文化的冲突，解决的办法，更加的国际化。国际化的员工要适应中资公司的文化，就是寻找交叉点的问题，我们遇到外国的员工或者是香港本地员工跟中资客户打交道的时候，就缺少沟通技巧。中国国内的员工擅长于跟国内的客户打交道，但是跟国际客户打交道就欠缺技巧。
主持人：以前香港是资金的基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中国目前处在改革开放的中期，香港在人才方面可以做些什么？
冯孝忠：我们经常说，很多大陆的人才来到香港工作，实际上人才就是教育的问题，香港的教育问题并不是很好的。金融人才是流动性的，如果上海提供很好的条件，即使市场发展得不如香港，但是政策使金融人才赚到钱的话，香港的金融中心是否重要就不知道了。
这两年瑞士的私人银行来香港开了很多的资产管理中心，中国很多的企业家也有走出来的要求，包括资产的管理，收购合并等等。目前这种情况并不是大规模的过来，只是派一些专才过来。过去中环有很多人讲普通话，但是我发现我住的地方，出租率比较多，买的人比较少，现在有很多人讲法国语。如果现在晚上去SOHO和兰闺坊，还是有很多的外国人。这也意味着本地学生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金融业的学生都要抵抗外来金融业的输入问题。
八十年代我们的企业都是外资为主，老板也是外国人。但是我们没有培训香港本地的人才，培训本地的人才，才是长远发展的问题。短期来说，香港不是问题。新加坡的种族和英语水平比较好，只要我们能创造赚钱的机会，还是会吸引很多的专业人才过来。长期来说，我们要培养更多欧美方面的人才。
谢国樑：关于到人才的问题，我认为香港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目前香港本地花了大量的金钱在教育方面，但是培养出来的人才，跟目前的产业转型和各行各业的需要有所脱节。
最大的问题在于教学和语言，香港的人才在中小学方面是出现问题了。我们号称自己是国际都市，但是用方言作为母语教学。国际化的学校，讲不了地道的大国的语言。金融机构和用人单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
香港很多的大学是很国际化的，这就是人才深层次结构的问题。最近参加特区政府的人才报告会议，主要的问题是人口老化的问题。深层次的人才结构问题，香港是需要重视。尤其是刘教授所说的内容，用人和培养人是不同的概念。香港在本地培养的人才，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是香港在使用人方面，尤其是金融机构和人才招聘方面是没有问题的。除了少数的专业，法律会计等等需要持牌的专业，这类人才是需要保护的，但是各行各业的人才还是开放的。
过去金融业的招聘是在南华晚报，现在是通过网络招聘的。应聘者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因此从用人的角度来说，不存在人才的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深圳不培养人才，但是深圳聚集了中国众多的精英，因此深圳是不缺乏人才的，香港也有类似的情况。
香港除了服务内地外，正如刘兆佳教授主题演讲中提到的内容，更多的要培养服务于东南亚以及服务于全球的人才。目前，招聘要两门外文等等要求。香港既没有短期的优势，也要有长期的忧患意识，提供长效的机制，从而吸引全球顶尖的人才。
冯孝忠：顶尖的人才是可以从国际上吸引和招聘的，但是后台和中间人才是需要本地培养的，不可能这部分的人才都是从外部招聘的。顶尖的人才有钱就可以请得到，但是整体而言，基础的人才是非常紧张的，需要教育配合的。
庄太量：香港在培养人才方面，无论是给自己培养人才，还是给内地培养人才，我在大学中认为，过去二十年做了很多的工作，原来是一个大陆学生都没有，现在20%的学生是来自于大陆的，我自己的学生都到内地做投资银行的老总了。
高端的人才是从国际上请进来的，他们愿意到一个地方，要看很多的因素，例如资金等等。中国目前的收入是比较高的，还要看工作区域的生态环境。刚才刘教授展示的图，大陆的污染比较严重，除了大陆外，甚至污染了中东。因此我认为空气污染和灰霾是中国首要解决的问题，搞好环境之后，才可以吸引国际的人才过去。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在五点钟将问答开放给在座的各位。我再提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请在座的嘉宾选择答或者是不答。
中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碰到一些改革的问题，碰到要解决的问题。香港在过去的发展，曾经受制于香港本户的关闭，那是在七十年代之前，后来又受惠于香港门户的开放，就是七十年代之后。香港如何在进一步的改革之后，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改革，我们在哪些方面，香港可以帮助到中国内地的发展，同时使香港本身受惠。
刘教授提到参与内地城市的建设，公共服务，参与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发展，具体的点到香港可以做到的内容。同时卢教授提到中国目前改革过程中有几个问题要做，土地制度的改革，或者是中共历史上第二次土改，财政税制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等等，哪些领域香港可以帮到内地。
关家明：中国的改革是方方面面的，简单的说，过去的三十年基本上是工业化将产业和国际接轨的模式，往后的三十年是全面的发展，尤其是服务业跟全球经济的结合。也就是我们从走进去，变成了走出去。不仅仅是外部的资源到内地去，中国的资源也要到外部去。香港在过去帮助中国走进去，无论是货物还是资源，现在是帮助中国往外部走，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步走好的话，完成这一步的话，才算是中国国际化的过程，或者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谢国樑：卢锋教授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可以做到一半就不得了，刘教授说香港存在的机遇已经很全面了，我认为香港做到1/3已经是受不了的。我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简单的想法是，如果对外改革，对外开放和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是有利用价值的。香港目前是全球数一数二的营商环境，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各项的指标都是名列在全球对前茅，我们可以帮助国际了解中国和进入中国。
内地改革对内的部分，行政体制改革，涉及到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改革，香港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是目前全球做得最好的城市，香港可以给内地提供借鉴的价值。内地最核心的内容是城市管理，社会管理。来过香港的人，住过几年，离开香港的时候，最怀念香港的方便，方便意味着城市管理和运作得非常好，今天内地最缺少这些内容。香港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内地还不是搞成小政府，大市场。除了资源配置起决定的作用，还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未来香港有哪些借鉴的作用，需要深入的研究。但是社会管理方面，内地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除了帮助内地外，香港本身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庄太量：香港做回自己就可以了，我们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香港保持言论自由，政治和经济的自由，这就是跟内地不同的地方，对内地而言就是存在的价值。
我们对于中国有什么可以贡献的，例如女性参与劳动力的经验可以供国内参考。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人口政策的问题，例如放松一个孩子的政策，就是要将人口年轻化，其次就是要增加劳动力，二十年后小孩子才长大，但是五年之内，女孩子因为生育的问题，不会出来工作。香港从八十年代到现在请了菲佣，可以将菲佣的经验介绍给中国。中国的服务业做到80%，但是无法达到香港93%的比例。中国的人口庞大，有13亿人，到底给谁提供服务地我认为做到60%到70%已经不错了。中国不一定学到香港95%服务业的状态，学到60%到70%就可以了。
冯孝忠：香港金融服务的民营企业是非常成功的，例如李嘉诚先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辅助民营企业，目前，国内的银行对国有企业还是有所倾斜的，随着地方政策的改革，法规的改革，税收的改革，对企业的管制和融资会放松。香港的华资银行一直是跟香港的民营企业家挂钩的，在未来的10—15年中国要辅助民营企业的话，香港就可以供内地借鉴。
刘红哿：我们曾经听过李锦记的案例，虽然没有上市，但是企业的治理水平非常令人吃惊，完全是按照上市公司的模式进行的，甚至比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还要好。香港有很多优秀的公司，包括恒生银行。中国要建立消费银行和零售银行都值得内地借鉴。中国即将到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并购重组，可以为香港大型的财团和金融机构提供很好的掘金机会。
中国在公共产品的去管制化和定价方面存在大量的机会，包括水、电、气都有很大的市场空间，目前运营空间很小，被国有企业所垄断，未来通过大量的价改进行资产重组，或者是股份化甚至是公开的上市，都会为香港很多的企业提供众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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