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家明：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并不是非常稳定

网易财经12月16日讯 以“重建改革逻辑”为主题的201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举行，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关家明在香港分论坛上表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并不是非常稳定，或者是稳操胜券。就开放和改革来说，我们有很多的不足。我们的开放比大陆好，但是我们的服务业并不是非常的开放。

关家明表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并不是非常稳定，或者是稳操胜券，就开放和改革来说，我们有很多的不足。我们的开放比大陆好，但是我们的服务业并不是非常的开放。有人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我本人去的地方不多，但是我在新加坡住了几年。我感觉新加坡作为亚太中心，要比香港的本位更加的亚太。说英语一般人的水平比香港高，香港在国际上，我们的国际化在某些方面是相对不错，并不是全面的国际化。我们的文化和语言还是非常的中国化，我们的中国化还是非常的广东化，因此我们要注意。

第二，提到我们的市场，相对来说，在全球不同的经济中，市场的自由度，发育的程度，对经济的渗透度非常的高。还有一些方面是不够的，打个比方，现在优势的地方，政府的管制是很多的，包括医疗、教育、房屋等三个方面，这是香港可以推动中国大陆重要的内容，他们跑过来住我们的地方，跑过来用我们的医疗，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出口。但是我们拒客于门外，因为我们的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搞得不太好，今后还要不断的发展。

在关于“香港的金融地位，中国内地在短期内无法超越的”问题上，关家明也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表示，主要看国内的改变有多快。打个比方，我们是人民币的离岸中心，或者是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最发达的地方，我们说的人民币离岸业务，有多少是真正的离岸，有多少会变成在岸业务，国内的制度改变后，利率放开，汇率放开后，资本管制放开后，很多离岸的人民币业务就不需要放在香港做了，因此大家要想一想。

文字实录：

主持人：谢谢五位嘉宾，你们都点到香港在中国大的经济下，有哪些方面有独特的定位和独特的竞争优势，经常提到的就是创新，无论是科技创新，人才创新还是服务创新。

提到了服务业的开放，如何成为中国内地食品安全的基地，也提到了粤港澳自贸区的问题，谈到香港的发展，香港的优势就是不靠别人，靠自己，我们有哪些方面的优势，五位嘉宾认为香港目前的地位，暂时是不可动摇，原因就是法制、信心和资讯、资金、人才的开放。在过去的三十年，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香港一直是北望的，这是没有错的。中国内地有巨大的优势，市场是非常大的，企业多，面临着要走出中国，才可以在全球发展得更好。过去一直是北望，我们缺少欧美性的人才，缺少嫁接内地和国际市场的人才。

关家明：我首先不太同意你的讲法，香港并不是非常的稳定，或者是稳操胜券，这样的想法是不能有的。开放和改革来说，我们有很多的不足。我们的开放比大陆好，但是我们的服务业并不是非常的开放。有人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我本人去的地方不多，但是我在新加坡住了几年。我感觉新加坡作为亚太中心，要比香港的本位更加的亚太。香港说中文、英文、马来语、印度文，或者是亚太种不同种族、宗教的比例比香港还要多。

说英语一般人的水平比香港高，香港在国际上，我们的国际化在某些方面是相对不错，并不是全面的国际化。我们的文化和语言还是非常的中国化，我们的中国化还是非常的广东化，因此我们要注意。

第二，提到我们的市场，相对来说，在全球不同的经济中，市场的自由度，发育的程度，对经济的渗透度非常的高。还有一些方面是不够的，打个比方，现在优势的地方，政府的管制是很多的，包括医疗、教育、房屋等三个方面，这是香港可以推动中国大陆重要的内容，他们跑过来住我们的地方，跑过来用我们的医疗，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出口。但是我们拒客于门外，因为我们的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搞得不太好，今后还要不断的发展。

还有其他方面需要改进的，我先谈这两个方面。

主持人：我提的是香港的金融地位，中国内地是短期内无法超越的。

关家明：也不一定的，当然要看国内的改变有多快。我打个比方，我们是人民币的离岸中心，或者是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最发达的地方，我们说的人民币离岸业务，有多少是真正的离岸，有多少会变成在岸业务，国内的制度改变后，利率放开，汇率放开后，资本管制放开后，很多离岸的人民币业务就不需要放在香港做了，因此大家要想一想。

刘红哿：回答金融中心的问题，还是回答人才的问题。

主持人：回答人才的问题。

刘红哿：前面几位嘉宾都强调，香港人才的自由进出，资讯的自由进出，包括资金的自由进出，内地众多的城市，包括上海都是短期内无法达到的。

随着人民币资本帐户的开放，现在可以确定的初步时间表就是2015年，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包括利率自由化也是在2015年到2017年就可以实现的。如果这一进程可以实现的话，部分的金融机构，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的银行机构，会将部分的人力资源或者是总部搬到上海去，这就会构成部分的挑战，因此香港要思考自己的功能和定位。前几十年靠国有企业改制上市，通过在香港发行蓝筹股，带动香港爆发式的发展。刚才又提到香港会成为亚太区重要的资产管理中心，我认为也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机会。

关先生提到我们不够多元化，将来的客户是来自于全球的，也有来自于中国内地的。现在有多少人能讲二、三种以上的语言，能够为不同种族的客户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

我就讲一个例子，大部分的中资机构遇到的问题，你的员工中有外地员工、香港本地的员工，国内的员工，因此在文化上，形式风格上，有很大的差距。在公司的竞争过程中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中资机构都遇到文化的冲突，解决的办法，更加的国际化。国际化的员工要适应中资公司的文化，就是寻找交叉点的问题，我们遇到外国的员工或者是香港本地员工跟中资客户打交道的时候，就缺少沟通技巧。中国国内的员工擅长于跟国内的客户打交道，但是跟国际客户打交道就欠缺技巧。

主持人：以前香港是资金的基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中国目前处在改革开放的中期，香港在人才方面可以做些什么？

冯孝忠：我们经常说，很多大陆的人才来到香港工作，实际上人才就是教育的问题，香港的教育问题并不是很好的。金融人才是流动性的，如果上海提供很好的条件，即使市场发展得不如香港，但是政策使金融人才赚到钱的话，香港的金融中心是否重要就不知道了。

这两年瑞士的私人银行来香港开了很多的资产管理中心，中国很多的企业家也有走出来的要求，包括资产的管理，收购合并等等。目前这种情况并不是大规模的过来，只是派一些专才过来。过去中环有很多人讲普通话，但是我发现我住的地方，出租率比较多，买的人比较少，现在有很多人讲法国语。如果现在晚上去SOHO和兰闺坊，还是有很多的外国人。这也意味着本地学生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金融业的学生都要抵抗外来金融业的输入问题。

八十年代我们的企业都是外资为主，老板也是外国人。但是我们没有培训香港本地的人才，培训本地的人才，才是长远发展的问题。短期来说，香港不是问题。新加坡的种族和英语水平比较好，只要我们能创造赚钱的机会，还是会吸引很多的专业人才过来。长期来说，我们要培养更多欧美方面的人才。

谢国樑：关于到人才的问题，我认为香港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目前香港本地花了大量的金钱在教育方面，但是培养出来的人才，跟目前的产业转型和各行各业的需要有所脱节。

最大的问题在于教学和语言，香港的人才在中小学方面是出现问题了。我们号称自己是国际都市，但是用方言作为母语教学。国际化的学校，讲不了地道的大国的语言。金融机构和用人单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

香港很多的大学是很国际化的，这就是人才深层次结构的问题。最近参加特区政府的人才报告会议，主要的问题是人口老化的问题。深层次的人才结构问题，香港是需要重视。尤其是刘教授所说的内容，用人和培养人是不同的概念。香港在本地培养的人才，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是香港在使用人方面，尤其是金融机构和人才招聘方面是没有问题的。除了少数的专业，法律会计等等需要持牌的专业，这类人才是需要保护的，但是各行各业的人才还是开放的。

过去金融业的招聘是在南华晚报，现在是通过网络招聘的。应聘者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因此从用人的角度来说，不存在人才的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深圳不培养人才，但是深圳聚集了中国众多的精英，因此深圳是不缺乏人才的，香港也有类似的情况。

香港除了服务内地外，正如刘兆佳教授主题演讲中提到的内容，更多的要培养服务于东南亚以及服务于全球的人才。目前，招聘要两门外文等等要求。香港既没有短期的优势，也要有长期的忧患意识，提供长效的机制，从而吸引全球顶尖的人才。

冯孝忠：顶尖的人才是可以从国际上吸引和招聘的，但是后台和中间人才是需要本地培养的，不可能这部分的人才都是从外部招聘的。顶尖的人才有钱就可以请得到，但是整体而言，基础的人才是非常紧张的，需要教育配合的。

庄太量：香港在培养人才方面，无论是给自己培养人才，还是给内地培养人才，我在大学中认为，过去二十年做了很多的工作，原来是一个大陆学生都没有，现在20%的学生是来自于大陆的，我自己的学生都到内地做投资银行的老总了。

高端的人才是从国际上请进来的，他们愿意到一个地方，要看很多的因素，例如资金等等。中国目前的收入是比较高的，还要看工作区域的生态环境。刚才刘教授展示的图，大陆的污染比较严重，除了大陆外，甚至污染了中东。因此我认为空气污染和灰霾是中国首要解决的问题，搞好环境之后，才可以吸引国际的人才过去。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在五点钟将问答开放给在座的各位。我再提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请在座的嘉宾选择答或者是不答。

中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碰到一些改革的问题，碰到要解决的问题。香港在过去的发展，曾经受制于香港本户的关闭，那是在七十年代之前，后来又受惠于香港门户的开放，就是七十年代之后。香港如何在进一步的改革之后，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改革，我们在哪些方面，香港可以帮助到中国内地的发展，同时使香港本身受惠。

刘教授提到参与内地城市的建设，公共服务，参与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发展，具体的点到香港可以做到的内容。同时卢教授提到中国目前改革过程中有几个问题要做，土地制度的改革，或者是中共历史上第二次土改，财政税制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等等，哪些领域香港可以帮到内地。

关家明：中国的改革是方方面面的，简单的说，过去的三十年基本上是工业化将产业和国际接轨的模式，往后的三十年是全面的发展，尤其是服务业跟全球经济的结合。也就是我们从走进去，变成了走出去。不仅仅是外部的资源到内地去，中国的资源也要到外部去。香港在过去帮助中国走进去，无论是货物还是资源，现在是帮助中国往外部走，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步走好的话，完成这一步的话，才算是中国国际化的过程，或者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谢国樑：卢锋教授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可以做到一半就不得了，刘教授说香港存在的机遇已经很全面了，我认为香港做到1/3已经是受不了的。我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简单的想法是，如果对外改革，对外开放和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是有利用价值的。香港目前是全球数一数二的营商环境，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各项的指标都是名列在全球对前茅，我们可以帮助国际了解中国和进入中国。

内地改革对内的部分，行政体制改革，涉及到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改革，香港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是目前全球做得最好的城市，香港可以给内地提供借鉴的价值。内地最核心的内容是城市管理，社会管理。来过香港的人，住过几年，离开香港的时候，最怀念香港的方便，方便意味着城市管理和运作得非常好，今天内地最缺少这些内容。香港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内地还不是搞成小政府，大市场。除了资源配置起决定的作用，还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未来香港有哪些借鉴的作用，需要深入的研究。但是社会管理方面，内地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除了帮助内地外，香港本身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庄太量：香港做回自己就可以了，我们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香港保持言论自由，政治和经济的自由，这就是跟内地不同的地方，对内地而言就是存在的价值。

我们对于中国有什么可以贡献的，例如女性参与劳动力的经验可以供国内参考。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人口政策的问题，例如放松一个孩子的政策，就是要将人口年轻化，其次就是要增加劳动力，二十年后小孩子才长大，但是五年之内，女孩子因为生育的问题，不会出来工作。香港从八十年代到现在请了菲佣，可以将菲佣的经验介绍给中国。中国的服务业做到80%，但是无法达到香港93%的比例。中国的人口庞大，有13亿人，到底给谁提供服务地我认为做到60%到70%已经不错了。中国不一定学到香港95%服务业的状态，学到60%到70%就可以了。

冯孝忠：香港金融服务的民营企业是非常成功的，例如李嘉诚先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辅助民营企业，目前，国内的银行对国有企业还是有所倾斜的，随着地方政策的改革，法规的改革，税收的改革，对企业的管制和融资会放松。香港的华资银行一直是跟香港的民营企业家挂钩的，在未来的10—15年中国要辅助民营企业的话，香港就可以供内地借鉴。

刘红哿：我们曾经听过李锦记的案例，虽然没有上市，但是企业的治理水平非常令人吃惊，完全是按照上市公司的模式进行的，甚至比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还要好。香港有很多优秀的公司，包括恒生银行。中国要建立消费银行和零售银行都值得内地借鉴。中国即将到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并购重组，可以为香港大型的财团和金融机构提供很好的掘金机会。

中国在公共产品的去管制化和定价方面存在大量的机会，包括水、电、气都有很大的市场空间，目前运营空间很小，被国有企业所垄断，未来通过大量的价改进行资产重组，或者是股份化甚至是公开的上市，都会为香港很多的企业提供众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