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12月16日讯 以“重建改革逻辑”为主题的201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在会上从城镇化和混合所有制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释放改革红利问题，他表示城镇化最要紧的是破除城乡待遇不公，同时走“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的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另一方面，改革的红利也可通过混合所有制实现，应鼓励民企参股国企、甚至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同时国资委应该放松对国企的管理，“管资本不要管企业”。
城乡二元体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 应该破除
厉以宁从城镇化和混合所有制两个方面谈了如何释放改革红利。对于城镇化，厉以宁认为，城乡二元体制和建立市场经济是不容的，要建立市场经济就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
厉以宁认为，城镇化最要紧的是破除城乡不同的待遇、不同的权利，让城乡都能够处在一个权力平等的地位。“这是最重要的制度红利，要释放出来。”
中国须走中国国情的城镇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厉以宁称，中国必须走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主要在第三点，就是“新社区”。
“老城区”就是现在已经有的城市要经过改造，棚户区拆迁、工厂污染的搬走，改造成是何人居住的居住的居民区、商务区、服务区、文化区等；“新城区”就是新建的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实验区、物流园区等；而“新社区”则指新农村转化为新社区。厉以宁称，新社区就是中国式的城镇化的，它们就是未来的新的小城镇。“第一园林化、第二走绿色经济道路，第三、公共服务到位，第四、社会保障城乡趋于同样的标准。这样的话，新农村就改为新社区了。”
应鼓励民企参股国企 甚至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经济政策，厉以宁认为主要有两大突破，“一个是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过去只提到市场调节是基础性调节，现在是起决定性的作用。”厉以宁认为另一个重要内容的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红利、制度的红利将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建立。
厉以宁认为，国有企业应该门户开放、领域准入，允许更多的民间子资本进入，并改为混合所有制。应该鼓励民营企业去参股国有企业，甚至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
国资委管资本不要管企业
厉以宁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两个层次的改革，作为高层次的是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让每种资本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率。生产效率跟资源配置效率相比，长期以来人们惯用是生产效率，投入产出关系，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界逐渐重视了资源配置效率。这是给国有企业的改革有启发的。国资委管资本不要管企业。“你就管资本的进进出出就可以了。”厉以宁称。
文字实录：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释放更多制度红利》。
第一个问题，城镇化。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城镇化，但城镇化重要的问题是，它不是单纯的一项建设，而是一场改革。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经济有它的特殊性。我们经常采用这个词叫作“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结构”，这个用法是不妥当的。因为“二元结构”从古就有，但是中国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说“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制度化了。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山东人移民到东北去，无论从水路、陆路，到了东北那就是自由天地了。山东的农村人到了东北，可以在城里买房子、建工厂，可以开商店、当店员。山东的城里人到了东北去以后，他可以在农村买地、租地，可以搞农业，可以建房子。农村人在农村住久了，他愿意进城就进城，城里人在城里住久了，他愿意到农村就到农村。所以生产要素“人”这个环节，是自由流动的。所以当时没有“城乡二元体制”，只有“城乡二元结构”。
什么时候开始有“城乡二元体制”的呢？1958年户口制度一分为二，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就定了。这种情况下，城乡的人口流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户口是两种户口。“城乡二元体制”是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容的！既然要建立市场经济，那我们就应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城镇化主要的目的是“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就包含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或者把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作为一个必经的阶段。
“城乡二元体制”（对城镇化）有什么阻碍呢？从城镇化本身来说，城镇化可以扩大投资，可以扩大消费，这都是大家知道的。“城乡一体化”最要紧的是，破除城乡不同的待遇、不同的权利，让城乡都能够处在一个权利平等的地位。这是最重要的制度红利，要释放出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民间，包括农村，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没法儿调动起来，两种户口把它限制住了。所以这个叫改革，这个改革的过程就是个释放制度红利的过程。
“户口的一元化”怎么改法？在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户口的一元化改革，可以走双轨制。大城市走计分制的道路，其它的地方，包括小城镇在内，走分区推进的办法。上海市是计分制的试点。为什么上海会有计分制呢？因为上海的情况跟其它地方不一样。上海是制造业很发达的城市，长期以来上海的制造业在全国是居于首位的。但是近30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上海制造业的骨干工人、技工、板组长，甚至到车间主任，已经不是上海人的居民的子弟了，近30年以来是变成农民工了。这些农民工进上海的时候，也许才20岁，现在40岁、50岁了。这么多年来，他们已经成为上海各大制造业工厂的技术骨干、管理骨干。但他们的家属融不进上海的城市社会，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公立学校念书。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心里是不安的。江苏的南部、浙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制造业的建设，要走新的制造业道路，他们技术工人不足、骨干不足，到上海来挖。这种情况下，上海的老工人或者是中年以上的，都被他们许诺了。许诺什么？你到我们这里来，给你解决城市户口问题，于是就想去了，有些也去了，果然解决了（户口）。这就给上海带来一个问题，你再不把这批骨干的农民工给挽留住，上海的制造业将成为一个空架子。那怎么办呢？研究来研究去，最后搞出一个计分制。你的学历、你的经历、你做过的贡献、你有没有发明创造，还有其它一些奖励有没有，都折成分数。你够了一定的标准现在就改，够了改为上海城市户口。即使现在还不够，你有了做工作的余地了。找他们谈话，你差不多了，你再等一会，如果是年限到了，或者你有发明、有奖励了可以加分，就快了快了，这就把这部分人安心下来。所以计分制是必要的，对于大城市适合。
那对于小城镇怎么办呢？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中国的最大特点就是说地少人多。中国现在的城里的居民，不算真正有城市户口的，包括在城市半年以上的农村户口的人，大概占了一半多一点。我们的标准，一般来说，学美国学不像了，美国百分之九十几的城镇化率。但西欧可以学吧？西欧大概在80%左右。假如再过一些年，中国要到80%的城镇化率，那15亿人口有12亿住城里。12亿住城里意味着，现有城市人口6亿多，再增加5亿多人。这怎么得了？5亿多人进了现在的城市，土地够吗？淡水供应够吗？各种设备够吗？就业问题怎么解决？城里就拥挤不堪了，所以这个就不好办了。
所以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多一个新社区。老城区就是现在已经有的城市，要经过改造、棚户区拆迁，工厂污染的搬走，改造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商业区、服务区、文化教育区，这样就行了。新城区就是现在新建的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实验区、物流园区等等。那就是新城区也要有居民，不能净是工厂，没有民营企业进去，没有小微企业，没有个体工商户，像个什么样子？到晚上灯是黑的，是个“鬼城”。注意了，民营经济要进去，小微企业要发展，个体工商户要大量存在。到了夜晚12点都是热闹的，又解决了就业问题，又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而且有人气了。没有这些，就没有人气，没人气，完了，灯都是关的，一片黑，“鬼城”！所以新城区是这样。但中国的特色在第三点，是新社区。现在农村中已经建立一些新农村了，
这些新农村怎么搞？主要是在这里建了一些居民楼，不够的！第一，园林化；第二，走绿色经济道路；第三，公共服务到位；第四，社会保障，城乡趋于同样的标准。这样的话，新农村就改为新社区了。新社区就是中国式的城镇化的一个点，他们就是未来的新的小城镇。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中国这些地方不能采取计分制。他的居民户口的一元化，是分区推进。这个区成熟了，全盘改，那个区成熟了，全盘改。这样中国城镇化的红利，就大大地激发出来了。这是一个方面的。
第二个红利——混合所有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方面，主要是两个重大的突破。一个突破就是，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个突破。因为过去只提到，市场调节是基础性调节，现在提决定性的作用，一切按市场规律、市场规则、市场竞争、市场价格来定。另外，这就能够促使效率的最大化。第三，减少了政府的直接干预，就减少了贪污腐败的根源。这都是有好处的，效率也提高了。另一个重要的，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我们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国有企业应该门户开放，领域准入，允许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并且改为混合所有制。要鼓励民营企业去参股国有企业，甚至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样的话，也是一种变革。第三个方式就是，有条件的地方陆续要建立，或者是发展成为职工持股制度，这就走向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所有这些都是创造制度红利的地方，改革的红利、制度的红利，将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建立，包括国企、民企，都走向了混合所有制。也包括职工的持股制度，只有职工持股了，企业才能变革。这个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两个层次的改革。作为高层次的，是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因为重要问题在资源的配置。在这方面有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让每种资本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率。长期以来人们惯用的是生产效率，投入产出关系，多投入就有产出，少投入效益提高了，有同样产出，这是生产效率。20世纪30年代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界逐渐重视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什么意思？假定投入是既定的，A方是配置资源有N的效率，B方是配置资源有N+1效率，这样的话资源能够得到更加有效地配置。于是资本市场的地位就重要了，产权交易平台就重要了，兼并重组就重要了。这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有启发的。国资委管资本不要去管企业！遇到国有企业的改革，怎么改？人家都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人家都已经是上市公司了，国有企业有自己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完善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聘任总经理，这些起作用，你管它干什么？你不是把法人治理结构置于一边了吗？不摆脱行政干预，行政管企业不如法人治理结构治理企业。它（国资委）管什么呢？就管资本的进进出出。短期的部门、新兴的产业，需要加强投资，国有资本可以进入。如果产能过剩了，如果是效益不好，国有资本可以撤出来，国有资本就用活了。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企业都是独立经营主体。
举一个故事来讲，《水浒传》当中写到林冲发配到沧州，路上经过了柴大官人柴进的庄上，柴进就留他住下了。庄上有一个教头姓洪，洪教头趾高气扬、瞧不起人。人家说这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他说，管他什么，现在混饭吃的教头太多了，他有本事他敢跟我比吗？林冲就不愿意比。林冲越不愿意比，这洪教头就越趾高气扬。这种情况之下，柴进都看不过去了，就说这位洪教头最近才到庄上来，意思就说他刚来跟我没什么深交情，你就跟他比嘛。林冲就跟他比，林冲打了一两个回合就不打了，跳出来我认输了。还没施展武艺怎么认输了？他说，我还带着枷呢。犯人不得带枷么？怎么好施展武艺，于是请两个（公）人给把他枷解开了。一解开，几棍子就把洪教头打翻在地，洪教头满面羞惭、离庄而去。我们国有企业为什么不能搞好？它带枷的。到现在枷没解掉，你怎么施展武艺呢？所以说一定要改。要让国有企业按法人治理结构来治理，走独立市场主体的道路，这样就行了。这就释放了更多的制度红利。
这两个例子就说明了，我们的制度红利是很多的。
需要进一步来讲，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样是释放制度红利的。而且很多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发展方式，建立新的发展方式。这个制度红利其它国家也有，但有一个制度红利，应该是像我们正在做的，是最大的制度红利，不是刚才讲的城镇化的红利，不是刚才讲的建立混合所有制的红利，也不是刚才讲的发展方式转变的红利，这个红利别的国家都会有，但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制度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社会和谐红利，就是社会一定要建成一个和谐的社会，让大家在这样一个气氛下，每人都有自己的积极性，每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个是不一样的。积累才有和谐。发展经济学整个来说，归结为四句话：第一句话，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第二句话，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第三句话，繁荣是靠繁荣支撑的；第四句话，和谐是靠和谐积累的，要有一个慢慢的积累过程。只有社会和谐红利被释放出来，我们国家将成为，不仅是工业大国、工业强国、创新大国，而且也成为一个社会和谐的范例。
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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