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4日《上海书评》刊有严晓星先生所撰《杨时百致刘世珩书札考释》一文,于杨、刘二人之交往及关键的信物——古琴考证推理详实,严先生近年一直致力于琴学,对琴的人与事亦颇有探究。
不过就杨宗稷与刘世珩在琴事上的交往,尚有一段史料可为补充。杨宗稷在《琴粹琐言》中曾有如下记载:“读欧阳公(欧阳修)《三琴记》,唐琴在北宋时已不多得,况更历千年乎?宜今日唐宋琴如凤毛麟角也。近时都下收藏家今有贵池刘氏之 鹤鸣秋月 、佛君诗梦之 九霄环珮 ,其声音木质,定为唐物无疑。刘琴相传为雷威斫,未见其款。予藏琴廿张,惟鸣凤最佳,相传为二十四琴之一,题名外亦别无款识,洪亮不如刘、佛二琴,而苍润过之一二。徽间稍欠松,当为宋物,否则唐琴矣。”(《杨氏琴学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2页)此文应作于辛亥年(1911年),《琴粹》四卷乃辛亥八月开雕,再叙末署刊刻时间为辛亥腊月,且当时应在北京。此事应早于严先生所考释的书信,且杨氏当时虽知刘氏所藏,但似乎并未见到刘琴之原物。
另外,就严先生开篇所言:“近世古琴大家杨时百书札,所见者止得两通。一为致琴弟子李浴星者,已披露于一份琴界的内部刊物《七弦琴音乐艺术》第三辑(中国古琴艺术联谊中心,1998年秋);一为致藏书家刘世珩者,载于彭长卿编《名家书简百通》(学林出版社,1994年6月),虽略早面世而未得关注。”
但就笔者眼力所及,杨宗稷所存世书札尚另有一通。1925年章士钊所办《甲寅周刊》便曾收到杨宗稷来信一封,章士钊将来信与回复一并刊载于当年第一卷第二十号上。此回信后又收录于《章士钊全集》第五卷,并将杨氏来信附于其后,系于1925年11月28日。
在近代西方学科分类进入中国之后,不仅在文史分科上,有以中学之脱榫而达到西学移接之目的,当日艺术之学科分类亦复如此。中国之古乐时有无从依归之尴尬境地,杨氏此信便是因此而发。
据杨氏所言,当时艺专学校之学科分为图书与音乐两大宗,而图书有中国、西洋、图案三系,音乐却仅有西洋、戏剧二系。以中国乐隶于西洋系,故杨氏定乎“不能已于言”。信中杨氏历数礼乐之创制先后,认为“乐之感人,最易最深”。鉴于六经中《乐经》之失传以及礼乐宗旨之偏废,杨氏归罪于汉初叔孙通以迎合谄媚天子为定礼乐宗旨,自是以后,以利禄号召天下士子。而到了民国之世,杨氏认为须阐扬数千年湮灭之雅乐,不可使古先圣人神明之寄从此终亡。
由上可见,即如章士钊对杨宗稷的评价,“向闻其(杨氏)艺之高,今见其志之大而识之澈”,赞其为今世师旷。杨氏不仅操琴之技艺神鬼莫测,其志向与识见亦不可忽视。 裘陈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