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13日电（记者 王悦威）25年前，带着众人的不解和质疑，钟玉毅然决然地扔掉了手中的“金饭碗”，辞职下海设立康得公司，25年后，钟玉和他的康得人一起，披荆斩棘，站上了世界之巅。
作为全球最大的预涂膜和国内最大的光学膜企业的“掌舵者”，钟玉深知自己的使命重大。这位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与共和国同龄的山东汉子至今还保留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英雄情结。
“在我一生中还没有想做而做不成的事。”钟玉的声音低沉略带沙哑，似乎长满了岁月的皱纹。他的座右铭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一书中的那句名言，“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只不过 “人生最宝贵的事业”对于钟玉而言已有了新的内涵，他说，“我一不图官，二不图钱，只要能为振兴民族经济干点事儿，此生足矣。”正是带着这样的追求，钟玉开始了自己一次次的逐梦之旅！
敢想敢为 踏上追梦之路
1988年6月，钟玉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到北京曙光电机厂（原航空部125厂），经过两年的苦心修学，所有人都认为他将成为该厂的新一任领袖，前程似锦。
钟玉于1968年进厂，从车工做起，中途去当过兵，立过功，归厂后花了6年心血，研制出了国产先进战斗机的主发电机，获得航天部科技银质奖章，荣立二等功，并在1984年被破格提拔为厂研究所的副所长。
一切都看似在情理之中，在钟玉学成归来的第二天，党委书记谈话宣布，将他提拔到厂级领导岗位的决定。而就在这时，钟玉却向书记递交了一份辞呈……
全厂哗然。
“为什么？”书记问。
“我要下海，办公司。”钟玉说。
“去干个体户？”书记怒吼道，“我看你这是读书读昏了头！”
是的，钟玉确实是读书读“昏”了头，在他读研期间，仔细深入地学习了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理论。他反复地思考，为什么有着20亿资产，5000名职工的曙光厂，人均年产值只有5000元，为什么200多人的研究所，却年复一年的无所作为。
钟玉意识到，问题在于体制，国营企业的旧机制、旧观念、旧关系网就像三座大山，严重地束缚住了生产力的发展。
有人劝他，在厂长的位置，也可以大刀阔斧的改革，钟玉却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些东西是我难以撼动的。”他说，之所以辞职下海，就是想要在传统体制之外，尝试一种新的运行机制，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探探路。
1988年5月，在众人不理解和叹息声中，钟玉离开了曙光电机厂。在踏出工厂大门的那一刻，钟玉深吸了一口气，最后回望了一眼他曾经奋斗多年的地方，转过身，大踏步离去。
他对自己说，“假如我成功了，我就是一个成功的开拓者，假如我失败了，我也是一个失败的探索者。”
钟玉下海，义无反顾。
厚积薄发 开启梦想之门
1988年，中关村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在500家左右，钟玉创办的康得公司也是其中之一。带着一同下海的四位创业者，钟玉苦觅商机，他发现，当时中国的老年人、残疾人需要一种更安全的代步工具，电动车可以满足这个需求。
经过一系列投资和研发，康得的电动车于1989年5月成功推向市场，一上市就非常热销，月销量一度达到了200辆，这令钟玉和他的团队欢欣鼓舞。
然而，好景不长，1989年开始，中国经济从过热进入了低谷，私营经济遭遇寒流，康得电动车的销量锐减，企业一下陷入了困境。
1990年春节，已经发展到30余人的康得公司照例举行了聚会。但此时，“日进斗金”的困局已经让他们没有了兴奋与愉悦。不知是谁带头，全体员工竟一时泣不成声。
钟玉心中百感交集，他缓缓站了起来，拎起一瓶二锅头，坚定沉稳地说道，“大家看看，在这个年代，哪个企业的职工会为企业的前途而共同落泪，没有对公司的至 爱，没有同呼吸、共命运的决心，这做得到吗？我要对大家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成功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当中，康得永远不会倒闭，康得大厦总有一天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耸立的！”随即，他扬起脖，把手中的酒一饮而尽。
这是钟玉第一次提出康得大厦，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大家虽将信将疑，但也被他的智慧才气和侠肝义胆所感动，重新振作。
此后的康得，开始在电动车上做出创新，车前加装了个大拖把，变成拖地车；车后稍加改装，变成了轻型牵引车。由于当时中国的工业清洁产业非常落后，而在这种背景下，康得在电动车上的创新直接满足了市场需求。
订单像雪花一般飞来，亚运会场馆、首都机场、天安门广场，300多家电厂先后都用上了这种电动车，康得也随之起飞，敲开了走向成功的大门。
1998年6月6日，康得大厦落成庆典上，钟玉心潮澎湃，他用激动的声音大声宣告：“建成康得大厦是康得人的第一个梦，十年了，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与狼共舞 实现产业化发展
1998年，中国正进行入世谈判，国门将开，国外的企业将直接进入中国，共同竞争。
“ 与巨人同行 的时代已经过去，”钟玉说，“即将到来的是 与狼共舞 的时代。”
与中关村第一批企业一样，康得此前的发展模式，可以称作“与巨人同行”，即通过代理国外产品，进行二次开发和加工，推向市场。在国外企业直接进入中国的背景下，由于资金和实力有限，竞争将处于不利位置，只能另辟蹊径，寻找新的“蓝海”。
机缘巧合，钟玉发现了预涂膜产业，并在1998年与当时全球最大的预涂膜生产商美国GBC公司签订了合资协定，决定共同开发中国市场。
预涂膜是一种高分子复合膜，广泛应用于杂志、书籍封面、酒、食品等物品的包装盒上。在当时，中国还在广泛使用即涂膜作为纸制品的覆膜，这种覆膜工艺落后，还会挥发有害物质。
钟玉深信自己的判断，并着力进行市场培育和推广。然而，3年过去了，当康得为此投入了1500万元资金之后，GBC不但没有投资，还撕毁了合作协议，宣布将生产线设在韩国。
愤怒，还是愤怒！2000年7月，当钟玉在双方的最后一次谈判中被告知这个消息时，他彻底“燃烧”了。从长城饭店走出来，钟玉对时任康得集团预涂膜事业部总经理的徐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建立中国的第一条预涂膜生产线，建成之时，我要请这位GBC的总裁过来看看！”
怀着坚定的信念，康得人从零开始，走上了第二次创业的征途。从设备选型采购，到研制配方、锻炼工艺技术，依靠资源整合和技术研发，钟玉竟然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2002年10月16日，位于北京昌平科技园区的康得新预涂膜生产线建成，中国第一条预涂膜生产线正式投产。在投产前一天，那位当年令钟玉蒙羞的GBC总裁致电询问能否过来看看，钟玉欣然同意。
当这位总裁飞到北京看到康得新现代化的厂房和设备后，他震惊万分，对钟玉竖起了大拇指，无奈地说了一句：“未来预涂膜产业的世界领导者，不是GBC，而是你们。”
激流勇进 壮大民族底气
此后，康得新一鼓作气，不断扩大产能，通过自主创新圆了自身实现产业化发展的梦想，并决定走出国门，向着更高的目标发起挑战。
2004年，钟玉带领康得新参加了被誉为“印刷界的奥林匹克”的德鲁巴印刷展会，会上，一位英国的企业家发现了不起眼的中国展台，震惊之余，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决定，将康得新的样品带回企业，让客户试用。
该企业家将康得新的样品同其他两家世界先进预涂膜生产商的产品混杂在一起，撕去标签,只写上编号，让他的客户评判。结果出人意料，多位客户最终的选择竟不谋而合，都是康得新！
怀着激动而又好奇的心情，这位英国企业家立刻飞赴北京，在参观和试用了康得新的多种产品后，迫不及待地同钟玉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他惊叹道，“没想到中国也能生产出如此优质的预涂膜产品，康得新，世界将会记住你们的名字。”
确实，世界记住了康得新的名字，随着产品质量的迅速提高，康得新的品牌越来越多的被世界各大厂商所认可，其国际化的步伐也越迈越大。
而与此同时，GBC公司却不尽人意，2007年，该公司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严重亏损，内外交困之下，那位与钟玉有过交集的预涂膜业务总裁又一次拨通了钟玉的电话。
“钟总，能否谈谈合作？”当年的不可一世早已烟消云散。
“来北京吧，我们谈。”钟玉知道，一个外国的合作伙伴或将让康得新的发展事半功倍，不妨一试。
然而，谈判进行得格外艰难，将近一年过去了，GBC仍不肯让步。在双方最后一次会面上，这位总裁终于松了气，提出，将非洲市场让给康得新。
“非洲？别开玩笑了，这不是合作的态度。”钟玉坚定的回绝，此时的他，底气十足。
“再加上中东、北欧、南亚、南美？”
“美国和欧洲呢？没有美欧，想都别想！”钟玉知道，预涂膜的最主要市场都集中在美欧，其他地区，太微不足道。他的拒绝让这位GBC预涂膜业务总裁颜面扫地，他竟浑身颤抖，突然单膝跪地，“求你了钟总，除了美欧，都让给你，只要能够合作......”
钟玉吃惊极了，他无法理解为何这位总裁做出如此出格的举动，但在商言商，他无法接受这个请求，双方最终分道扬镳。
一个月后，GBC公司宣告预涂膜业务重组，并最终在2009年被印度COSMO公司收购。钟玉也终于懂得了那位总裁的落魄，随着GBC预涂膜业务的覆亡，他已丢掉了工作。
“这就是市场，这就是竞争，”钟玉叹了口气，“失败者没有眼泪，要想与 狼 共舞，就只能把自己先变成 狼 。”
包容共享 站上行业巅峰
随着企业的不断壮大，康得新也在为实现产业与资本相结合积极努力。钟玉对全体员工道出了他的第三个“梦”：“有一天，我会带领你们去深交所敲响上市的钟声，而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也是康得新走向世界第一的时候。”
说到做到，经过8年的艰苦努力，2010年7月16日，康得新在深交所成功上市。
这是所有康得人辛勤付出的结果，也是康得开启产业与资本结合跨越式发展的里程碑。
“财散人聚”，钟玉相信这句老话。他深知，要想留住人才，赢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以人为本，与员工一起，分享企业创造的财富。
康得在创业之初，就提出要创造一个“骨干持股、与金融市场、国际市场接轨”的跨国集团。公司在上市前也给近百名名骨干员工派发了股权。当时很多职工没有钱或钱不够，钟玉甚至还个人掏腰包借钱给员工。
“在康得，员工最大的收入不是工资，而是股权。”钟玉说，公司上市成功，很多骨干员工都身价百万，部分干部甚至成了千万富翁。
当然，钟玉也非常清醒，“员工对公司的认同不在于有多少股票，而在于公平，在于对个人价值的认可”，他深知，管理者应建立公平、公正的企业环境，以身作则，以阳光的心态，宽广的胸怀，相互关爱、融合每一个干部员工，创造和谐、共赢的环境，为员工创造幸福、为社会创造价值。
“许多外部人才在最初进入康得新时都曾担心被中国复杂的人际关系所累，”康得新CEO徐曙说，“但当他们最终到来并展开工作后，都被康得新透明、干净的人际环境所感染，而这正靠得是公司宣扬的 阳光文化 理念。”
包容、共享、阳光，依靠这些企业发展的粘合剂，康得新在上市后如虎添翼，发展进入快车道。2010年，康得新在预涂膜领域实现了跨地域、全产业链经营，建成北京、张家港、泗水、杭州四大生产基地，覆盖了基材、预涂膜、覆膜机等产业环节，并设立子公司，进军美国市场，一跃成为全球预涂膜行业的领导者。
双轮驱动 梦想仍在继续
尽管成绩斐然，康得新的脚步远未停止，钟玉的梦想是要建成百年老店，振兴民族工业。2011年，他率领着康得新的全体员工马不停蹄，奔赴了光学膜的新“战场”。
光学膜的用途相当广泛，各种显示器、手机等显示类电子产品，汽车、建筑玻璃窗、高速公路上的指示牌，以及光伏行业的聚光设备等非显示类产品都会用上光学膜。随着电子、信息产业的壮大，其前景被广泛看好。
“有的产业是猪，喂得再肥也只是一头大肥猪，而有的产业天生就是一头象。”钟玉透露，在上市之前的5年他就已经考虑要做光学膜了。
钟玉认为，进军光学膜领域，不仅是因为和预涂膜产业紧密相关的印刷行业的增速有所减缓，也因为国内主流的“纸塑覆合”的预涂膜市场容量只有100亿人民币左右，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展。康得新要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需要开辟新的蓝海。而从预涂膜延伸到光学膜，康得新始终没有离开“膜”产业，这也是保持和发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举措。
2011年10月18日，康得新在张家港的光学膜示范基地正式投产，中国第一家具有知识产权的光学膜规模化生产企业诞生。以此为基础，康得新公司又通过自筹和定向增发融资，着力打造光学膜产业集群，力争再度突破。
2013年11月19日，康得新“两亿平米光学膜产业集群”在张家港建成投产。这个占地574亩地，总投资45亿的重要项目一举成为了全球规模最大、集中度最高、产业链最完整的光学膜产业集群，为世人所惊叹。
在该项目的投产典礼上，钟玉表示，“两亿平米光学膜产业集群”的建成将对张家港地方经济的发展，对华东地区显示行业产业链的打造，对我国显示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以及对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示范效应。
2012年，康得新的预涂膜产能、技术、品种全面超越印度COSMO公司，成为世界第一，而随着张家港2亿平米光学膜产业集群项目的建成投产，康得新也将成为全球领先的光学膜生产企业，其未来也越来越多地被各界所看好。
时代造人，时代造梦。时代造就了钟玉，时代也造就了康得。回顾康得的圆梦之旅，钟玉和他的团队顺应绿色环保大势，发掘细分领域市场的先机，通过成功的管理和创新，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了贸易型向制造型最终走向创新型企业的转变。而其追梦之旅也正是十几亿个“中国梦”的一个缩影。今后，钟玉和他的康得人还将为了 新的梦想，重新上路……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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