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光
有关我国刑法中“嫖宿幼女罪”罪名的存废，讨论有年，日前再次成为热点，只缘于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年7月30日对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给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建议案（取消“嫖宿幼女罪”，一并按强奸罪论处）的答复中明确回复：“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未成年人保护层面，废除嫖宿幼女罪都有充分理由。”
据报道，今年5月23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已对孙晓梅的建议案有答复，其中虽明确承认“一些明显属于强奸性质的案件，被作为嫖宿幼女罪处理，确有 降格 之嫌（引按：即罪名构成对受害幼女的人格歧视与污名化）”，但也认为，简单取消嫖宿幼女罪可能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里面的关系就是这样：全国人大并不赞同取消嫖宿幼女罪，而作为执行刑法的最高司法机关，最高法院却公开宣称赞同取消该罪。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意见不一致，人大代表对立法机关的建议案，由与立法机关意见不一致的司法机关进行回复，司法机关没有丝毫客气，直接表态。
最高法院答复背后的意味再清楚不过：我们也赞同取消，怎耐我们无权修正刑法条款！
那我们首先就得质疑：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是否会将反对态度带到案件审理中去？连最高法院都认为该取消的罪名，能否严格依刑法规定定罪呢？若不得不勉强为之，是否会在定罪以及量刑中有所考虑呢？更遑论最高法院的刑事司法直接面对的是汹涌的民意。
刑法中的一个罪名，实践中出现了较大争议，连最高法院都明确表态应该废除，这说明什么？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代表（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最高法院也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然而，无论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还是最高法院，针对这个全社会都关注的热点问题，都没有提出法律案，而是孙晓梅提出建议案，先后由全国人大法工委和最高法院答复。这说明我们的立法程序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导致法律案的提出非常困难。
当然可以将其归咎于法律案提出条件的苛刻。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代表联名，说起来简单，要凑够这人数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各代表忙于所代表的各地区、各行业关注的问题，闭会期间大家天南海北，哪里还找得到人呢？再者，我国的人大代表皆非专职，平时也有各自的工作。若非涉及事项已举国关注（如当年的“孙志刚案”），该事项又怎会列入全国人大审议法律、修改废除法律的视野呢？
那么，全国人大主席团、委员长会议、常委会、各专门委员会也皆有权提出法律案，为什么不提？什么时候提？后两个问题也同样要问最高法院：你们明知该废除嫖宿幼女罪，为何不提法律案？什么时候提？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题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部分，提出的第一条就是“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不是凭空而来的。良法善治才有权威，而尊重民意、遵守立法的法治精神，才能立“良法”。
（作者系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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