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交易成本有助达成减排共识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志青

在国际社会固有的博弈条件和机制下，年复一年的气候变化大会似乎无法摆脱从谈判桌到谈判桌的死循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机制究竟是如何逐步演变的，有哪些启示？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任何制度安排得以成立的要点仍在于“成本”的比较，在产出既定的情况下，不同的成本结构决定制度安排的成败。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博弈各方除了要面临付出制度安排成功或失败后的实际经济成本外，还必须付出参与制度博弈过程本身所产生的“交易成本”，这个成本的大小视博弈各方对各自利益的界定以及相互的重合度而定，如果利益取向南辕北辙，那么，交易成本便相对较大，反之，如果利益诉求点相互较为接近，交易成本则较小。对此，新制度经济学接着指出，在交易成本过大的情况下，博弈各方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一体化，也就是通过兼并等方式的融合，将南辕北辙的利益取向融为一体，从而解决交易成本过大而导致博弈双方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矛盾，另一种则是在无法一体化的条件下，通过制度演进来一步步地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最大限度地朝向“零交易成本”靠近，根据科斯定理，在“零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不论利益取向是否接近，制度安排的实现都会变得较为容易。

事实上，在国际气候变化应对进程中，一直以来最大的难点便在于国际社会无法很好地协调利益取向不一致以及制度安排交易成本过高两大问题。如前文所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目前看起来，各国之间的确存在较大的利益矛盾，也就是“气候利益”不尽一致，有的国家受其影响较深，从而受损较大，有的国家则相对影响较小，受害较浅，进而形成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基础，这样一来，如何能让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国家违背国家意志参与国际的气候变化应对合作呢？按照上述理论，这实则也就意味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制度安排必然有着较高的交易成本，这是先天决定的，至少短期内无法变更。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便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了呢？其实，我们还有第二条路可走，那就是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直接降低各参与方的交易成本。就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来看，这是有可能做到的。譬如，在1992年启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程后，到1997年，短短5年间，国际社会便初步达成了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的阶段性协议，即《京都议定书》，该协议值得探究，为何国际社会在这个时间点上克服了交易成本的障碍呢？其实很简单，当时国际社会非常巧妙地对“交易成本”进行了“相对化”设计，也就是说，就绝对的交易成本，因为各国立场的差异而无法缩小，但我们却可以缩小“相对的交易成本”，什么意思呢？在《京都议定书》中，可以明显看到，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设置了不同的气候变化应对目标和职责，这样一来，无疑是有效地缩小了各国立场与目标间的相对距离，并使得这一距离在很大程度上“趋同”，一旦实现了这一点，基于国别利益诉求的“交易成本”差异也就被相对地“缩小”了，进而为达成协议创造了条件。这一段历史实际上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那就是在无法绝对化地降低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可以相对地降低交易成本。

当然，目前的国际形势已经与《京都议定书》时有很大的差别，当时国际社会对于“差别化”有着较大的容忍度，但时至今日，应对和减排职责“一体化”的呼声实际上已经高于“差别化”，为此，我们如何进一步相对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及合作上的同步性呢？

其实，自《京都议定书》生效执行以来，国际社会便已经开始思考并着手部署解决这个问题了。一则，较之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前的情景，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更趋一致，其中包括各国认同“2度目标”，做出自愿减排承诺，探索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机制体制，为下一步的应对制定路线图等等，这些都是不断靠近气候变化应对目标的实质性举措；二则，在近几年，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出现了所谓“碎片化”的趋势，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看来，“碎片化”意指相对于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各国在应对立场和政策朝着差别化的方向发展，但如果是相对于各国在气候变化应对上最为彻底的“个体化”而言，“碎片化”的另一个表述便是“团队化”，即利益诉求相对一致的国家和地区抱团取暖，以共同的声音出现在气候变化大会等国际场合，譬如各类国家间组织。如果说，195个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谈判意味着产生无穷大的交易成本，那么，在“团队化”后所形成的为数不多的国家间组织性的合作和谈判，则将大大地降低交易成本，这是因为少数方的博弈成本会比多数方来得更小，从而也就让国际社会更有希望形成有效的气候变化应对制度安排，而不是相反。事实上，美欧也非常清楚这一点，这也是他们为何要急于启动气候变化应对“双边谈判”的重点所在，相对于多边谈判，“双边谈判”的交易成本更低，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如果看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有理由对当下国际社会气候变化应对的进展抱有更大信心，当谈判最后精简到“两方”时，其实，这也就距离最后的成功不太遥远了。

如果说，195个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谈判意味着产生无穷大的交易成本，那么，在“团队化”后所形成的为数不多的国家间组织性的合作和谈判，则将大大地降低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