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亮及其《国亮抒情画集》

黄 可

身兼画家、散文家，还擅长音乐，并且是大型综合性画报《良友》主编的马国亮先生（1908年生，广东人），可谓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难得的人才。1950年代，他居住在上海南昌路，而他的邻居正好是南昌路53号的林风眠先生（原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我因在美协工作，常去探望林风眠，而与马国亮结识。马国亮先生很健谈，滔滔不绝地向我这个小辈讲述他当年主编《良友》画报所经历的种种故事，后来这些故事几乎都写进了《〈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2002年，三联书店出版）一书。他当时还提出要申请加入美协之事，并且说请林风眠先生作为入会介绍人。可是不久因反“右派”运动开始，而搁置了他加入美协之事。

说起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老牌画报《良友》，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一个亮点。综合性大型画报《良友》，1926年由伍联德先生在上海创办后，1929年马国亮便参加该画报工作，并出任该画报第十一至二十卷即第79至138期主编（即第四任主编）。

马国亮加盟《良友》后，全身心地投入了编辑工作。他除了策划每期《良友》的内容、组稿、审稿、改稿、确定版面及处理繁杂的编务外，还以独特的生活感性、多变的文笔，写了许多散文、随笔、议论在《良友》刊出，同时以其擅长的抒情画笔创作装饰画和灵巧的美术字，通过设计安排在版面上，美化着《良友》的版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马国亮的散文、随笔、议论文写作是多产的，曾结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给女人们》《再给女人们》《昨夜之歌》《偷闲小品》等。在他出版上述文集的同时，亦将自己为《良友》作的许多美术作品剪贴集中起来，经过遴选和编辑，以《国亮抒情画集》为书名，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于1932年11月出版，很快售罄，1933年10月又再版，说明其绘画作品甚受读者青睐。笔者在上海文艺会堂的上海旧书店分部觅得了这册《国亮抒情画集》。

《国亮抒情画集》为大三十二开本，硬纸面精装，以道林纸黑白印刷，分为“抒情画”、“装饰画”、“图案字”三辑。他在画集的《前记》中说：“人生短，艺术长。每当一天过去了的时候，我更觉得这两句话的真切。我爱绘画，爱音乐，还爱舞文弄墨。我常怀疑我会不会为这过大的野心所误，将来要使我结果一无所成！”他深感时间的宝贵，所以珍惜每一分时间，从事他的散文和绘画创作，同时学习音乐，甚至想作曲。他对于绘画创作的认真态度不亚于散文，他说：“绘画是件并不舒服的事，这是每一个绘画朋友都定感觉过的。不过绘画趣味的欲望更强，所以即使是辛苦也甘受了。”他还说，有时作一幅画“曾经换了五次稿才弄成”，“最快的一张，连草稿至画成，前后亦要三小时多”。可见其绘画创作的用心和艰苦。

马国亮曾向侨居上海的俄罗斯画家学习素描等绘画基础，后来在绘画创作中则汲取其他西洋画家的表现技巧和方法。从编选在《国亮抒情画集》中的作品看，明显地表露出受了英国画家奥勃里·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1872-1898）的黑白装饰画的影响，讲求线条的优美韵味，注重黑白对比和造型的构图的多变与平衡，但跳出了比亚兹莱的藩篱，线条略粗而有力，更重要的是在作品中赋予了人生哲理和中华民族的情怀。如《生命像一首长歌》一画，抒写了人生漫漫路、三思而行的深邃人生哲理。《暴风雨中，来了，这曙光！》一画，表现有志追求光明的青年人，不畏艰险，坚毅冲破黑暗和暴风雨，去迎接曙光。《时常记着：我们的中华，我们的中华！》一画，立意是激励青年人，永远铭记作为中华儿女，应以国家和民族前途为重，跨上战马，驾驭战车，擎起战旗，紧握钢枪，为保卫祖国和民族，奋勇前进！这幅画的时代背景是针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领土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寇侵犯上海而创作，所以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这些绘画便是其代表作。

马国亮为《良友》画报版面设计的题头和文尾装饰画，那构图的多变机智，造型的精到，线条的富于流动韵律感，抒情性强，洋溢着诗意美，风格独特。

马国亮的美术字，如“编后记”、“编后话”、“高剑父摄喜马拉雅山”、“日本侵占沈阳”、“三潭印月”、“周围的一群”、“秋”等，装饰性强，巧趣多姿，灵气毕现，亦体现着美的创造智慧。

不久前，拜阅了马国亮先生晚年留下的，除回忆《良友》画报的《〈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怀人记事的文集《浮想纵横》，这是他晚年，在香港《良友》画报、《文汇报》和《大公报》等报刊发表的，回忆录式的随笔结集。从中进一步了解他和《良友》画报结下的深厚情缘。虽然他离开了《良友》但保持着联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良友》由上海迁往香港，一度休刊后又复刊，以月刊出版迄今。长期以来，马国亮不仅经常为《良友》供稿发表，还担任顾问。从《浮想纵横》中亦可见到马国亮惊心动魄的生活足迹：抗日战争发生，上海沦陷，他从上海移居香港。日寇进攻香港，他的居室被炸，幸亏人躲在楼下，逃过大难。香港沦陷，又逃至澳门、广西梧州和桂林；桂林告急，又随难民徒步到贵阳、昆明。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他一有机会就从事报刊工作，宣传抗日救国。抗战胜利后返香港，被港英政府视为同情共产党、向往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递解出境，回大陆，居上海，时为1952年。但几年之后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又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续遭批斗……如此境遇下，后移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