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人民日报》以“疯子导演”来评价他的拍摄计划，中央电视台则以《电影苦行僧》为片名，滚动播出他执着于野生动物电影拍摄的公益广告。马云、李开复等人在微博上接连转载他的动态，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里，窦文涛反复对他的问题就是：如此砸锅卖铁拍纪录片，你真的毫无所图吗？他的《家园》从来自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万多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民间影像节主竞赛单元角逐中获得“最佳短片奖”。虽然这部影片只有短短四分多钟，却是他用4年时间、从2000多个小时的拍摄素材中剪辑而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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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一见面就问我，你拍了五年公益纪录片，图什么？眼见着同班同学，在商业片里左右逢源，你不后悔？其实我一点不会嫉妒别人，也不会在意这种比较，更不爱多讲，自己当年卖车卖房，举债拍片的处境，那滋味，真不是人受的。我是一个男人，借一次钱，就等于扔进去一张脸，那样的日子我发誓不想再经历第二回。但是我没办法。
人在做，天在看
我不是在唱高调，我是真觉得老天待我不薄，够意思，我没法再要求更多了。这么不顾一切的把自己豁出去，有人理解不了，我也犯不上多解释。讲个故事吧，雪豹是一种非常珍稀的崖生性猫科动物，它们生性孤寂，理论上只存活于海拔5300m的高山上，属国际濒危野生动物，更被看成是生态系统的指示器。但是很多科学院里专门研究雪豹的专家，一生都未曾亲眼见到过它，想拍到就更不容易。但是在去年，我爬到一个海拔刚刚四千米的地方，居然无意间拍到了雪豹的幼仔。这是非常珍贵的镜头，它说明雪豹能够适应更低的海拔区。不过为了不给盗猎者机会，我始终捂住这些资料，绝不公布时间和地点，甚至包括央视在内很多电视台、电影厂的请求，我都拒绝了。
那可真是个神奇而美妙的经历，当时我本意是想拍羊群，结果爬到半山腰，毫无收获。眼看头顶上空，乌云密布，感觉要下雨，一行人就扛着设备赶紧找地方躲雨。最后我们钻进一个山谷下的石头缝里，往前再走两百多米，雨势渐小。等走到山口，须臾间，艳阳高挂，我碰到了高原上的彩虹，这一直是我很想拍到的画面。完成拍摄后，我们收拾好家伙，我无意间往旁边山上瞅了一眼，发现在不远处，缓缓行来大概三百多只羊。当地牧民都很惊讶，怎么能有这么多羊，平时充其量也只有一百多只，他们怀疑是两群羊汇在一起。因为那时是夏天，六七点钟，高原的天还没有黑。我想想花了几千块钱租过来只能用一天的设备，如此宝贵的时间绝不能浪费，这钱不能白扔。我就和助理按当地林业公安里一个朋友的指点，绕过山头，端着长焦镜头扫着拍。没想到居然真的发现传说中的雪豹，我赶紧抄起机器抓住这个镜头。它太美了，梅花般的爪印似乎流露着仙气，镜头推上去，我发现雪豹周身遍布着细软厚密的褐色环纹，不愧为“地球上最美丽的高山动物”。因为我们还花钱请了一个中科院的专家，他看了都不可思议，不敢确认这就是想象中的雪豹。可惜我认为镜头拍够了，就没继续再多拍一些，因为我用的是蓝光盘，太贵了，一盘四百多块，有点心疼。现在想，如果我一直跟住拍，很有可能拍到幼仔的妈妈。那位专家告诉我，雪豹的生活习性就是傍晚后出来觅食，刚下过雨，小家伙应该是出来晒太阳。在那个山头上的镜头，太珍贵了。就像这样，很多时候，都会有意想不到的，等都等不到的机缘，但却是你所缺少的镜头蹦出来。我问过，有人为这样一个画面，等上三五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结果。而我就在不经意间，全都拍到了。直到现在我浑身是疤，胳膊、腿，但我很幸福，这俩字，花多少钱能买到手？
人在做，天在看，我信奉这句话。
这几个字，对我们搞野生动物拍摄的人，确实很有说服力，它总在冥冥之中支撑你这么做。我虽然很辛苦，但内心很快乐，在执行自己想法的过程中，能救这么多动物，能替他们代言，替他们发声，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一种眷顾。走上这一条路，老天对我更多的还是眷顾，是恩赐。有时我甚至能感觉到，冥冥之中，某种无形的力量在暗地帮我。
诸葛亮的《出师表》里有一句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我们是同乡。河南南阳，当年刘备三顾茅庐的地方，也就是我的老家。那是一座典型的盆地之城，四方高，中央下，三面环山，屈草自覆。那里有著名的龙潭沟、三省堂和五朵山，自古便是中国的儒道圣地，几代人都离不开这片蓝天碧水，过着粗茶淡饭，捉虾捕鱼的生活。多年来，这些画面始终在我脑子里不停的兜圈，我无法用语言去形容，童年老家里葱绿的乡间野路，是一种多么自然而曼妙的景象。
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就像鱼入大海一样，毫无顾忌的回归野外，我厌倦城市，呆久了就难受，我觉得在那里空耗一生，是煎熬，是妄图。
我是一个头脑很清楚的人，我认为值的事，粉身碎骨也要把它给办了。班里心眼多的人，刚入学先找门路，怎么能拍故事，接广告，搞短片，如果当初我有机会一头扎进去，老实讲，我会犹豫，都是俗人，谁也别藏着掖着。但我可能会很纠结，纠结到最后我还是要回到大自然，因为我知道的根在那里。
我在电影学院看了那么多电影，不夸张地讲，中国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纯自然状态下拍摄，靠动物之间的情感区构建故事的野生动物电影。包括《迁徙的鸟》，用的也是驯养的鸟，都不算数。更不用提科影厂或者中央台播的《人与自然》《动物世界》，那叫资料片，专题片。电影制片厂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二级机构，专门培养青年导演，副院长谢小京也说我这个想法很好，这的确是中国电影史的一个空白。后来这个想法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泱泱大国，十几亿人，每年从电影学院毕业这么多学生，没一个敢碰，我是真着急，特别怕谁提前意识到这个缺口，抢了先机带着人就去拍了。后来我发现自己特傻。
这个项目需要的人力和财力，深不见底。
最初的那段日子，我到处去拉人，还想成立一个很专业的摄制组，有制片有美术，选人范围就锁定了我们本校的同学。后来我跟人家一谈，没一个愿意掺和进来，人家反倒劝我别作梦了。《迁徙的鸟》，目前制作成本最高的，花了将近一亿美元，说我这是找死，我当时听了特别堵心。因为我越知道这个没人动，就越想干到底，我想成为这个领域的第一人。所以即便不卖房子不卖车，我卖精子也要干成这件事，我就是要拍生态电影，这是我独创的，我没给自己留第二条路。
中国为什么没有人干这件事，说穿了，烧钱，赔不起。没人会像我这样，拿着专业的电影摄影机去拍纪录电影，而不是纪录片。就像我之前一直在东北黑龙江的莫莫格和吉林白城拍白鹤。鸟一飞，一秒钟24幀，你可以剪24张照片，它有不同的眼神和动作。但是人的视觉感受是3秒钟，这3秒钟你跟的再好，镜头都很难流畅。所以中国拍野生动物，真正像我这么大面积拍的，没有，我是第一人。
学校里讲类型电影，一个是拍故事，一个是拍情绪，我总结还有一个，拍理念。这是我在拍的过程中自己悟出来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了我所有的影片。那个时候我坐火车，沿途看到那么多风景，这和在腾飞的大环境下，整个社会经济的形势特别贴切。但这些景象，越看越破败。我看到就连印度的贫民窟，都有那么清丽的风景，还有恒河，把你葬在河里，他们对自然的理解，远远超越当代的中国。
那时候我一点不天真，心里非常有数，没人会支持我，但是我还要去磕，去撞。万一瞎猫碰上死老鼠，碰上那么一傻逼，错过了怎么办？我不死心。那时候我不是在找投资人，我在等一个傻逼。后来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傻逼了，傻逼只有我一个人，我傻到把自己吃饭的锅给砸了。到现在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真的是求租，我寄居在朋友的一间小房里。撇开这个不说，我坚持的这几年，砸了八百多万都是保守的数字。细算下来，我每年花一两百万，真不算多，一天租设备也得三千多块钱，朋友价也得三千，四台机器拍，而且是形态不同的四台设备。
我以前在北京的三环上是有一套房子，很小，车也很破旧了，折价卖出后，就拿着钱去租设备。最开始我在拍摄计划上，非常的幼稚、零散，完全租的是最好的电影胶片和高清镜头去拍，那根本就是进院线的成像质量，一下子就把钱全砸光了。时至今日，这是我唯一后悔的事，如果能够重来，我不会那么愣。
在野外呆久了，真的能上瘾，可过不了多久，兜里的钱就干净了。眼见季节鸟来了怎么办？它们不会等我啊。借，我就盘算着怎么跟周围的人伸手要钱，用诚心打动朋友。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身边的朋友都比较富裕。他们看我非常实在，给，钱拿走。但也要打欠条，找中间人做担保，我说没问题，我以人格做担保，我不是担保这个欠条，我是拿人格出来，求爷爷告奶奶，真的伤自尊。但他们都把这件事当成行善，说能消业。有时想想觉得挺有意思，这等于是我拿他们的钱替他们消业。
身边的家人和朋友都借遍了，然后就是找组织，我当时很天真，总以为那么多公益单位和动物保护协会，那不是都现成摆在那，推门进去谈就好了。但是我可以直言不讳的讲，这些公益组织，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作秀行，真指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想都不要想。我向他们毫无保留的倾诉自己的公益理念和拍摄计划，呼吁通过我的电影，让更多的人去关爱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更要关注站在背后的人。他们听了以后，往往会回答：“你的想法，很好，我们支持。”一动真格的，就没下文了。所谓的环保局和民办组织，我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工作是什么，要知道，国家保护动物在他们那里，也分三六九等，用级别卡住动物，不是一级的，不够标准的，死就死去吧。有一次浙江衢州正处在夏季鸟类的繁殖期，当地为了拿到拆迁补助款，就开始有计划的毁林、填池。成千上万的鹭鸟、斑嘴鸭，原来都栖息在这一片水域栖息，我立刻像当地环保局汇报，人家一问，是三级保护动物，不够级别，不管。
成立剧组的时候，我去找投资方、请制片人，包括外国的电影基金，生态保护组织、动物组织，甚至是政府，我都找了。所有人的说辞如出一辙：“好呀，太好了，多好的事呀，与己与后代都是功德一件！”整个世界都是好的，但是一出门，撒泡尿的功夫，谁还认识谁？没人会管你，那我怎么办？我又想干自己的事，当时之所以做梦都要拍这个，就是因为我喜欢，我喜欢大自然，我喜欢那些野生动物。它们的状态远比都市里那些浑噩、僵滞的恶心面容，更能带给我情感冲击，令我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遍。这种矛盾的情绪也是一步步植进我的片子里，在筹备阶段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心里有股劲，很单纯的想要干这件事。
有一些话我讲起来，有人觉得我是要向社会伸手索取东西，对这个看法我再怎么解释都多余。我现在这车是花钱租来的，我是真缺一个能翻山越岭的运输工具，北京一位女士在微博上看到后，她有一辆二手车，要送给我。我过去一看，这车已经二手到不行了，快报废被淘汰了，开了十多年，已经不能再动了。真要是开到半路上出问题，事就更大了，我就没有接受，但是我很感谢她。我希望一些汽车制造商，他们可以资助我一台车，我给他做环境生态理念都好，带点商业味也行。而且我现在就缺一个投资人，一个制片人，还急缺一个得力的秘书。
你怕报应吗？反正我怕
很多人一提起自然生态遭受损害，都会想当然归结为洪涝灾害、土地沙漠化，那是天灾，没有办法。其实比天灾更可怕的，是人祸。中国几大湿地维系着华夏民族的命运，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全是在河流流域诞生，有水的地方人才能生存。所以我的拍摄计划和环境，通常是在中国的各大湿地完成，因为湿地是生态之肾，环境污染是个什么程度，全看它，因此我不拍别的。
久而久之，长期生活在野外的我，已经习惯根据候鸟的周期，不停变换行程。通常在这个节气，我正在拍一些夏候鸟，一到了时候，我就必须赶过去。搞得我自己也像候鸟一样，跟着它们，随着四季不停轮回往复。有一回我们去郑州的黄河湿地，在当地那是一片黄河滩涂，不能搞建设，不能私自养鱼。但恰恰有这么个人，他承包的滩涂，和另一家产生了纠纷。郑州黄河湿地原本属于自然保护区，算是郑州市林业局下面的一个二级机构。再往上还有一个黄河河务局，他们就更牛了，因为黄河是国家的，他的职权远大于林业这一块的政府职能部门。所以当地的河务局就把这个湿地承包给那些干渔场的养殖户，开发湿地，建池塘，养很贵的观赏鱼。为了保护他花大价钱养的鱼苗，他就在水面上布下天罗地网，那是一种网眼非常细密的网罩，一般的鸟飞过来根本就看不见。原来这块湿地本是候鸟定期飞过来的栖息场所，结果现在鸟一下就撞到网罩上，撞死了好多，我当时就去拍，然后叫他拆掉。他不仅不愿意拆，还派人找我，要买走我的素材，让我报个价，还保证以后在这个地方，吃喝玩乐，我随便来，大家交个朋友。我问他，你们有没有考虑到鸟的利益？这里本就该是一片湿地，有鱼有虾，自由自在，你这样对环境的破坏太大了。后来我坚持把素材递给电视台，连续播了两次，在舆论的压力下，最后他把这个东西拆了。
所以这么多年，我自认为还算比较聪明，不会硬来，否则就是找死。有一次我在长江边拍摄一家烟草厂，烟筒上不断有粉色的雾气往上冒，我正干得起劲。突然就过来几个戴着墨镜的彪形大汉，阴森森的问我，干吗呢。我说没事，看景，学生拍作业，调试机器呢。我那时只能拿小高清机器，假装游客拍景色，我怕换成大的被砸了，我本来就背着债，真赔不起。但有的时候，自己拍下来的素材，我自己都不忍心看，想起来都觉得惶悸不安。很多人看到我拍的《家园》里，有一头藏原羚被围困在栅栏里，沙石乱飞间，它不停地用自己的头角去撞击围栏，那其实是一种反抗。当时青藏高原很多那种围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还没人建这种东西，改革开放后，草场承包到户，牧民为把自己的牧场圈起来，方便放牧，一家一户都搭建起了这种围栏。但是这种东西对野生动物的迁徙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对基因也是一种破坏，因为它们的种群不能来回迁移，容易在同种中繁衍交配。还有一个更要命的问题，青藏高原有狼，一旦狼追过来的时候，藏原羚根本没地方躲，就会闹狼害。有的时候它们狗急跳墙，就硬要往围栏上跳，想跃过去，但根本没有可能，跳不过去，就生生挂死了，远远的，只留下一具具枯骨。当时拍到这种状况后，我非常痛心，尤其在五六月份是它的产仔期，产仔的时候遇到狼，又在生产，我总在想，凭什么要它们遭受如此残酷的惩罚。
那次去我刚好赶上十一月份，是他们的交配期，青藏高原，零下二三十度，我在雪地里一拍几个小时。我意识到那片围栏完全阻断了种族之间迁徙的通道，藏民一开始并不理解，他觉得这是他的草场，不要说拍摄，你敢踏进来，他家族里的人就会充当打手，要抢拍摄设备。我就去找当地的林业公安，带着笔记本电脑，把拍过素材，在牧民家里给他们放，找来藏语翻译，反复为他们讲解这件事的后果由多严重，他们才肯拆掉围栏。现在到了旱季，喝水很困难，他们还打了一些水窑，等到下雨时蓄水，解决羚羊的吃水问题。这其实才是我最有成就感的地方，我总说，就为这一件事，再欠一屁股债，也值。
难舍 亲手放生自己救下的鸟
还有一年我去拍黄河引洪，无数的烟囱，冒着紫烟，我们必须起早贪黑的偷拍。我和助手早上四点起床，先拍野生动物，然后赶上工厂开工的点，只要它们一冒烟，我就拍。最狡猾的是工厂排放污水，他们一般都是夜里或者凌晨，没人注意的时候偷着排，我就赶他这个点，趴在牛粪堆里躲着他们拍，就怕有人出来打劫机器。每次拍污染，我都在观察，水从哪出来的，找根，等到找到根了，我再去找当地的领导。有一次我在宁夏的腾格里沙漠，就在黄河边上，当地的企业把污水排到戈壁滩，在草原上挖了一个大坑，我们就在那蹲点，看他们到底是谁在执行这件事。有多苦？最渴到极限的时候，我会喝下游污染轻一点的水，但你真被逼到那份上，是尿也得喝，太正常了。
碰到天赐良机，正好赶上黄河小浪底调水调沙，这可是国家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我拍这个等于就是在和国家对抗。他们在这建大坝的蓄电站，一定要进行环境测评，同时要考虑到野生动物的问题，但我敢说他们根本没把这个当回事。因为小浪底是在河南的流域属于黄河的中下游，黄河是地上河，水平面要高于陆地，一年一年抬升。从上面下来很多泥沙，与日俱增的往下冲，河床抬高之后水流不出去，它要流到东海入海口，所以要在小浪底建第一个发电站。下游的中原汛期都在七月，在汛期到来前，必须要把河床冲刷一遍，就是为了防止河道淤积堵塞。但谁都不在乎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正在滩涂上栖息生存，有燕鸥、百灵，还有其他雁鸭类。
在那个地方，我碰巧撞上了一窝普通燕鸥，从它爸妈恋爱，一直到交配的过程，我都跟拍了下来。恰恰在小浪底工程开始那一天，我见识到了生态灾难的真实面目。最开始这窝燕鸥陆续本应生出三个蛋，当第二个出来后，我看到有一个慢慢破壳了，刚绽开一个小洞，河水瞬间泻出来，就被冲走了，命肯定没了。那天河面始终在不断上涨，我们带的设备非常多，到晚上八点，我们要坐船从黄河岸边赶到河心滩，那是整个河域的制高点，地势上我有把握。
刚一落脚，我就给船老板交待说，河水上涨前，我给你打电话，你一定第一时间过来接我们。但是后来只顾拍，根本没注意到水势，等到我打电话给他们的时候，水已经从脚脖子没到膝盖了。但是那窝我们一直在拍燕鸥还没被水淹过去，后来我跟助理说，咱们要不要把它给救了？他说你疯了吧，救你也救不活，反正总是个死，我们还好活命，赶紧撤。我当时心里特别不舒服，恋恋不舍的，就跟着他扛着设备走了。走了有一百多米的时候，我又返回了，不救真不行，我心里这关过不去。我赶过去就伸手把那两个鸟给够了回来，战战兢兢的把这俩小家伙装到口袋里。等走回到放设备的地方，水已经要涨到胸前的位置了。我们把器材全挂在身上，把摄影机举起来往河对岸走。当时天色很暗，已经是夜里了，很难辨清方向，我们只能靠耳朵，听出船老板这时候过来了。
那个水留下来的冲击力，流量，现在想起来，才会后怕。黄河的泥沙与地形特别复杂，在河床下，有时你觉得那是沙堤，一脚踩下去，不对劲，结果是空的，下面有个漩涡，搞不好就给你漩走了。那天涨的非常猛，我心想完蛋了，我的助理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东西都搭在肩膀上。等船老板找到我们的时候，就先把机器举给他放好。上岸后船老板说，你们简直是在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后来救回来的两只鸟，有一个还没出来，我就拿个灯泡去烤鸟蛋。那个温度一高一低的我也掌握不好，烤糊了就成烤毛蛋了。我就把鸟蛋放在腋窝下暖，一夜没睡，硬是把它给暖出来了。第二天上午十点，黄河水太混，退潮后很多鱼都被呛死了，我就跟着渔民捞鱼，然后拿回来一条小鱼喂幼鸟，一喂它还能吃，我说这肯定有救，就这么收养下来，去到哪里我都会把它们带在身边，一点点养大，后来有一只鸟死在了中途，就剩最后一只的时候，我还要对它进行野化训练，找个有鱼的池塘让它自己逮鱼。到最后再有一个礼拜就到一周岁的时候，我把它放了，当时心里特别难受，那天我不知哭了多少次，真的是太痛苦了。但没有办法，我要尊重自然，让它彻底回归到大自然。这个鸟很有灵性，从小只要你一叫它，立刻飞回来找你。结果当时它一直也不走，就在我们周边飞，我还对着它开玩笑说，干脆买个小摄像头，绑在你脑袋上搞航拍也行呀。
这么多年下来，怎么拍鸟，我自己有一套很实用的技术经验。比如拍鹤类你把机器举起来后，先别着急动，稳着，再过一会，它不动，趁吃草的时候，你再慢慢往前移，十米十米的推进，达到一定距离后，它觉得不行，快飞，但我也拍到了。我在陕西拍摄时经常看到有人偷鸟蛋，还有人见鸟把窝搭建在桥身的扶栏里，他就把矿泉水瓶的底部，倒扣在上面，活活把幼鸟闷死，这就是人性。所以现在的鸟也很聪明，跟人类斗智斗勇，比如苍鹭，它就会把鸟巢铸在垂直90度的悬崖上，它是在逃避敌害，躲着人类。当时那里就有一只小苍鹭，有一天那个镜头扫过去以后，发现它拉的粪便红红的，我就让他们用绳子把我吊到悬崖上，探下去之后它抱上来，找当地的兽医问他是什么情况，然后喂了一点消炎药，慢慢的又给它喂鱼，就活过来了，然后再给它放回到窝上去。
包括现在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污染越严重，比如长三角地区，黄河中下游，入海口的地方。还有山东东营，东海入海口，明明是一个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现在里面正肆无忌惮的炼油、建厂。他们把水顺着堤坝排到地下，人民大学一个环境学专家说，一千年才能恢复，我觉得这就是在做断子绝孙的事。他们还有地方保护，政府撑腰，怕什么？甚至有公家人投股份进去，利润产值高，税收高，地方政府脸上有光。
用光影保护生态，这不是随口喊的标语，之所以我敢说我是这个理念的创始人，因为我真的实际做到了，我是身体力行的去执行。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这是非常恶劣的行径，通常几十年成百年都难以恢复。先污染，后治理，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杀式开发。你给好歹给它们留一点生存之地，别把事情做那么绝。
文/常小琥
本文系新华网国际频道刊载《世界博览》21期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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