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造城市长”耿彦波进一言

早报特约评论员 杨国英

从“再造大同”到“再造太原”，此前担任大同市长的现太原市长耿彦波，是颇具争议的官员。据《经济观察报》报道，截至目前，今年太原已累计拆迁458.19万平方米。太原在2003年至2012年的累计拆除面积是466万平方米，今年拆除的城中村建筑面积已接近前十年的总和，而耿彦波今年4月才就任太原市长。

对耿彦波这样的“造城市长”，我们很难简单对其定性。因为，尽管“造城”可能会造成地方债务巨增、规划错乱、拆迁纠纷等问题，但客观而论，对于部分欠发达或基础设施较落后的城市，只有大刀阔斧重构城市框架，才能健全城市功能，拓宽城市发展空间。正因如此，民间对耿彦波褒贬不一，称其“耿拆拆”的有之，称其“耿黄牛”、“拼命三郎”的亦有之。

对“造城”这样的经济发展实践，我们亦很难简单对其定性。因为，城市空间的扩容，本应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自然衍生，但基于发展经济学的思路，对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相对欠发达区域，“造城”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是可以齐头并进的，甚至前者可略为前置。

对耿彦波这样的“造城市长”，以及太原这样的“造城实践”，当下虽不宜简单定性，但并不等于说，未来一定不会有隐患暴露，更不等于说，当下没有适当提醒的必要。

首先，“造城规模”须与“地方财力”相互匹配。尽管目前太原市的地方负债率和偿债率均处于合理范围，但今年仅是耿彦波“再造太原”宏大规划的第一年，依照城市基建的投资建设周期，在未来数年内，“再造太原”还需追加数倍于今年的建设资金。故而，当下太原的地方债务可控，并不等于未来其地方债务可控。耿彦波曾主政的大同，其当下地方债务的相对失控，太原应引以为鉴。

其次，“造城进度”须与产业融合相辅相成。作为山西省省会城市，太原当下造城扩容有一定必要。但是，相较珠三角、长三角的城市以及部分内地省会城市，太原这样的传统资源型城市，其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显然更为漫长。故而，如果“造城进度”过快，而产业融合进度过慢，会造成“造城”投资的边际效率降低。同时，与产业融合进度过慢相伴随的就业增速停滞，更极可能导致局部区域“鬼城”的出现。

再次，“造城主体”须向民间资本转移。今年太原市级财政用于“再造太原”的资金是54亿元，约占总筹措资金的30%，省级支持资金为20亿元。还有110亿元融资，依照一般情形，应是来自于地方融资平台担保，而非民间资本。倘若如此，则太原市有必要在城市基建框架稍微拉开后，将“造城主体”由地方政府和国企，有序向民间资本转移。否则，完全由地方政府主导的“造城运动”，不仅将大幅增加地方债务，还很难契合市场内生的产业需求。

最后，“造城质量” 须兼顾自然和人文。任何城市的空间扩容，要评估其最终的效用，不仅要看空间规划的科学性，还须兼顾自然和人文。太原是传统资源型城市，又是历史文化名城，更应强调这一标准。于自然而言，太原素有“煤都”之称，绿色生态对其可谓弥足珍贵，故“再造太原”的过程，必须强调资源集约利用和生态文明。当然，于人文而言，耿彦波市长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强调“延续锦绣太原的城市文脉和历史记忆”。

我国仍为新兴经济体，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的发展仍将与城市化相伴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耿彦波和他主导的“再造太原”，仅是众多市长“造城梦”的一个典型个案，而绝不可能仅是孤案。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明确：“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我们希望，所有城市的“造城”，均以科学规划、有序推进、民资参与为先，不让任何政绩观作祟。我们更希望，在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日益增强的今天，对“造城”过程中涉及的拆迁等事宜，地方政府能切实推崇“和谐造城”的理念，摒弃急切的“圈地造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