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城镇化需要智慧增长和创新驱动

2013第二届中国孵化器论坛于2013年11月15日在苏州东创科技园F幢盛大召开。网易财经全程图文直播本次论坛。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在论坛上做了主题演讲。

以下问演讲实录：

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演讲的题目是“智慧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与孵化创新”。

今天这一次会议的主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创新”。我和这两个关键词都有特别的缘分，也有特别的感情。我是从研究城镇化开始的，在此领域的研究已经有30年。1996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教授的时候开始研究创新和风险投资（VC）。借助于在美国研修的机会，我实地考察了美国高技术产业及其风险投资，并搜集了许多第一手关于风险投资的资料，研究了各种创新和科技园区的发展模式。由此，我见证并参与了1998年全国政协大会“一号提案”——《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后来1998年我到武汉市政府也主要是分管科技创新，多次来考察学习苏州高新区的经验。今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也是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我们来讨论这两个主题是很有意义的。如何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应该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木渎镇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依靠创新发展科技孵化，推动科技产业转型，从而实现了由原来的乡镇经济、外向型经济，到现在以科技服务产业作为支撑的活力新城。所以我对这两个关键词有特别的缘分。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行长斯蒂格利茨曾经预言：影响当今世界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国的城镇化，二是美国的高科技。那么，我们今天把这两件大事连在一起讨论，作为我们论坛的主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写的是未来20年中国的发展状况，报告在2010年不到50%的城镇化率基础上，预测20年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增加20个百分点。同时报告预测，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将从36%下降到12%，目前美国这个指标只有4%；服务产业的产出比重从43%上升到61%，上升18%；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从现在的47%下降到35%。未来20年中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和城镇化率都将提升约20个百分点，这将给中国带来无限的商机。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还提出了智慧城镇化的概念，讲到了关于智慧城镇化建设的5点内容，大家可以看看最后一点，就是政府要在把城市建设成知识中心与创新孵化器的工作中起到推动作用。新型城镇化有很多内容，智慧城镇化是重要方向之一。那么，什么是新型城镇化？如何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我想用非常通俗、简单的语言来给大家讲下。今天，我主要讲两个观点。

第一，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要趋利避害。

首先，城镇化能干什么？新型城镇化要围绕“人、业、钱、地、房”五大要素深化改革，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我国城镇化要防止政府的短期行为和企业家的投机行为结合在一起，使城镇化走入误区。不是像现在有人讲的，城镇化只需要解决“钱从哪儿来，人往哪儿去”的问题。城镇化有五大要素：人、业、钱、地、房。新型城镇化只有围绕这五大要素深化改革，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

“人”是城镇化的核心。新型城镇化最关键的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转移人口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要加快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依据居住证向常住人口全覆盖。城镇化不能仅仅只是“一纸户籍”的改革。如果以户改和土改一夜之间改变二亿多农民工的户籍，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将导致灾难性后果。户籍制度改革要采取“因城而异，因群而异”的分类指导原则，优先将拥有稳定劳动关系并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沉淀型”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要按照城市类型、经济规模和人口特征采取不同程度的户籍迁移管理办法。

“业”就是城镇化要有产业支撑、市民化要有稳定就业。要强化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促进产城融合，通过推动产业发展来提高城镇吸纳就业能力。

“钱”是城镇化的重要保障。钱从哪儿来，这个问题涉及到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解决城镇化“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要建立多元化的改革成本分担机制和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

“地”集约使用和土地改革中使农民利益最大化是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保障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权利，要让他们能够不放弃承包权，用好抵押权，能够用土地换股权，实现使用权的有序流转。

“房”是进城人口住有所居的关键。解决住房问题则要建立覆盖不同收入群体的多元化城镇住房供给体系，使进城人口实现安居梦想。 

其次，城镇化不能干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要认清并防范城镇化过程中的“六种偏向”。

第一，城镇化不是越快越好。1960年因为大跃进，中国城镇化率接近19.7%，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超速的城镇化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缺粮食，粮食供给不能支撑城镇化；二是缺就业岗位，城镇化过程中不能解决就业问题。在后面的发展历程中，年龄大一点的人都知道，实行了逆城镇化运动，几千万人从城市走向农村。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的城镇化率还仅有17.9%，还没有恢复到20%左右的水平。我们再看国外的城镇化实践。2011年，德国的城镇化率只有74%，美国只有80%多一点，城镇化率最高的是阿根廷，达到了92%。阿根廷在100年前人均收入就达到了3000美金，和当时的美国一模一样。但是美国经过一百年的发展成为强国，阿根廷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巴西的城镇化也达到85%，但巴西要申请举办奥运会，头件大事是治理贫民窟。这说明城镇化率不是越高越好，城镇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我们再看德国，德国的法兰克福是逆城镇化，上世纪90年代法兰克福人口超过百万，现在仅70万人；而周边20多个中小城市人口由一百万上升到五百万。周边小城市房价相对较低且各家都有自己的花园，设施良好，使得在市中心工作的人们既能充分抓住金融中心提供的职业发展良机，同时又能享受到下班后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放松生活。考察世界上各国的城镇化会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实际上仅仅是贫困的平移，即贫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镇化的拉美陷阱，就是大量的人口进入到贫民窟，像刚才讲到的巴西。我们看到警察为了进入贫民窟，进行了警匪大战，军队都不敢进去。

第二，城镇化不等于消灭村庄。过去十年我国自然村的数量从360万减少到270万，就是平均每天有30个自然村落消失，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曾经我们认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城镇化，这是误解。举办这次论坛的科赛公司，在南京做乡村旅游，实际上它也是在做孵化，在一个村子里面孵化旅游产业。不像我们现在有些地方的城镇化以消灭村庄为代价，它是推动一个村庄的发展，通过孵化旅游产业，推动乡村旅游发展，这也是城镇化的一种形式。我觉得我们的城镇化需要更多这样的企业，而不是把村庄消灭掉。农民变成市民，不是简单地有楼房就可以了，还要有工作，不仅要有工作，而且还接受培训提高稳定就业的能力，才能更好地进城。这个地方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印象就是它是打造旅游产业，使农民的生活方式城镇化了，住进了楼房，而且农民的职业也从务农改为从事旅游产业。他们不仅实现了“洗脚上楼”，而且实现了“洗脑进城”。

第三，城镇化不等于造城运动。我们有一个县财政收入只有4亿，提出要打造东方的迪拜。一味的“造城运动”光有表面上、物质上的高楼林立，不能从根本上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不能解决真正的民生问题，也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第四，城镇化也不等于房地产化。城镇化会为房地产带来商机，但是如果我们的城镇化完全建立在房地产支撑基础上，就可能会导致空城、鬼城。

第五，城镇化不等于透支未来。现在社会上热议的底特律破产，就是因为底特律有高负债180亿，以及产业空心化问题。在经济辉煌的时候底特律180万人，现在只剩下70万人。

第六，城镇化不等于摊大饼。城镇化不是越大越好，要避免大城市病，防止人口过度膨胀。现在在北京，大家见面首先是问你，今天堵了吗？一场小雨积瘫北京，一场暴雨瘫痪北京。空气质量上，1100个城市中间北京排1003位，雾霾成为北京人民非常头疼的问题。大家看看这张雾霾的图片。空气质量问题还带来癌症的威胁。

城镇化要防范五大误区，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大量农民“被上楼”，陷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特大城市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陷阱。

第二，城镇化要发展科技孵化和服务平台，推动产业升级，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

城镇化发展需要推动产业升级，而要推动产业升级必须实施创新驱动。我刚才讲到斯蒂格利茨曾说过，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影响21世纪的两件大事，而这两件大事之间是有关联的，即通过高科技推动产业升级，进而带动城镇化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股市跌了65%，而美国只跌了8%，欧洲跌了34%，日本跌了53%。为什么？上市公司的成长能力不一样，企业的成长能力核心是就是企业的创新能力。一部iPhone手机的产业链，大脑基因是美国生产的，重要器官是日本和韩国生产的，皮和肉是中国台湾生产的，那么中国内地生产的只是汗和水，所以叫做汗水工业。苹果的利润链中国只占2%。我们的大量企业调研发现，企业有三条路可以走，向上走，创新转型；向外走，海外拓展；不能向上走、向外走，就只能向下走，被淘汰。企业要避免淘汰死亡，必须创新转型。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指出的，创造未来是风险很高的，但不去尝试，风险将会更高。而一旦创新成功，企业就会发展壮大。有人这样概括企业家精神：“创新是灵魂，冒险是天性，合作是精华，敬业是动力，学习是关键，执着是本色，诚信是基石。”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企业家精神之灵魂的“创新精神”。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企业家阶层的崛起，30年崛起了三代企业家。第一代企业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体制改革而崛起的。第二代企业家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企业家是体制内的精英下海经商创业所形成的。第三代企业家是伴随新经济的兴起，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家。第三代企业家的典型特征是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具备“海归”背景，更具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熟悉国际规则。

如何实现创新驱动企业转型，我觉得在创新过程中，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人才激励重于技术开发，营造环境重于集聚要素，作为创新“软件”的创新创业文化重于设备厂房“硬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意志”一定要变为“企业行为”，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推进创新驱动，一要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做强实体经济；二要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兼容并包、宽松创业”的创新创业文化，让创业创新的活力竞相迸发；三要推动合作创新和发展平台经济，打造创新创业孵化器，构建创新联盟，走出创新“自闭症”；四要实现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我们知道乔布斯，他有一句名言是“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是创新”，还有一句是“活着就是改变世界”。造环境比造乔布斯更重要。创新是典型的长期行为，而不是短期的投机行为。比如，种草是立竿见影，短期见效的，种树是长期行为，百年树木。所以创新者更重要的是要有种树理念。我们做孵化器，做创新需要有更多的“种树人”，我们要关注对于创新创业早期的服务。经济转型需要创新，要有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

我想我们在创新上面，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美国有三大创新引擎，一个是硅谷，一个是好莱坞，还有一个是华尔街。硅谷是生产“芯片”的地方，好莱坞是制作“大片”（电影）的地方，但是这两个地方都离不开华尔街的支持。硅谷的重要特点是风险投资事业发达，美国有三分之一的风险投资在硅谷。现在中关村也是一样的，全国三分之一的风险投资在北京中关村。有人把硅谷的风险投资称为“第二华尔街”。有人说，硅谷成功的奥秘是3F（家庭family、朋友friend和傻瓜fool），这些人扮演着天使投资者的角色。硅谷创业早期阶段主要是依靠天使投资。美国大概有两千多家风险投资机构，天使投资人超过26万人，天使投资是风险投资的100倍。我们现在做孵化，要有聚焦、聚合、聚集和聚变，我们最重要的是形成平台经济。科技园创新孵化需要服务平台，如产学研合作平台、投融资平台、政策支持平台、公共服务平台、科技中介等，通过这平台使科技长入经济。我在来之前对中关村的孵化器进行了调研，我印象非常深。现在中关村的科技孵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美国硅谷并列。中关村有十大新兴创业孵化服务模式，例如“早期投资+全方位孵化服务”的创新工场模式，创业者开放服务平台的车库咖啡模式等，都取得了不错的业绩。

最后，我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城镇化是我国发展黄金机遇，但要谨防好事办歪。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要认清和防范城镇化进程中的误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必须需要智慧增长和创新驱动，要大力发展科技园区，推动城市的产业升级和企业的创新转型，做好创新孵化，发展创新平台。

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