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让改革释放发展最大“制度红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新时期，我国各领域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新一轮改革的推进将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新思路，指明新方向。李克强总理多次表示：“改革是最大红利。”如何认识新一轮改革？城镇化改革如何展开？市民化改革如何取得新进展？金融改革着力点在哪？最近，长期研究宏观经济改革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就这些问题，接受了记者专访。

政府自身行政体制改革是下一步改革之重点

新华网：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您觉得当前我国改革的重点在哪里？面临哪些困难？需要作出怎样的部署？

辜胜阻：过去三十年，我国经济的辉煌除了得益于“人口红利”、“土地红利”、“资源红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得益于通过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每个时期改革都有不同的重点，第一个十年是农村农业改革的十年，第二个十年是国企改革的“黄金十年”，第三个十年改革主要是加入WTO以后“开放倒逼改革”的十年。下一个十年的经济改革重点应该是政府自身行政体制改革，金融、土地等要素市场改革和城镇化的配套改革。

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因此改革难度越来越大，改革的深刻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增强使进一步深化改革变得刻不容缓，继续深化改革要有更大的决心、勇气和智慧，采取新思路。针对新时期改革的新特点，应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采取“高屋建瓴、从长计议、深谋远虑、系统设计”的原则。一要“高”，改革要有高屋建瓴之势，从自高层推动，自上而下进行。二要“远”，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谋划长远之道，少用权宜之计。三要“深”，要深谋远虑，强调治本而不是治标。四要“系统”，改革是系统工程，牵一发动全身，要进行系统设计。

如果要让改革释放发展“最大制度红利”，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要处于“马前卒”的地位。只有政府以更大的勇气做好了自身的改革，理顺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水到渠成，顺利推进。目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面临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双重任务，重在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机构职能体系。具体来说：一要“放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向下放权，对市场和社会向外放权，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和社会的发展活力。二要“削权”。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三要“分权”。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局面。四要“限权”。要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让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笼子中”运行。五要“监权”。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六要防止“侵权”。防止政府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确保依法行政，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李克强总理最近指出，简政放权成为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目前中国政府已取消和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今年以来，全国各类企业登记数比去年同期增长25%，其中民营个体企业增长37%，带动了民间投资以23%左右的速度增长，社会投资和创业热情迸发。

推进改革优化经济结构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新华网：您怎么看待“李克强经济学”？新一届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何助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辜胜阻：日前有国外机构的经济学家将“李克强经济学”概括为不搞经济刺激、金融去杠杆化和结构改革“三大支柱”。但我认为这种归纳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我所理解的“李克强经济学”有三大要义：一是新方向，以转型打造经济升级版；二是新引擎，用好新型城镇化等新“四化”对促内需的最大潜力和创新驱动战略；三是新动力，用改革释放“最大发展红利”。李克强总理有三个最具有他个人特色的政见，城镇化是内需“最大潜力”，改革是发展“最大红利”，服务业是就业“最大容纳器”。与李克强经济学的理念相适应，李克强总理的经济发展新政是“既利当前，更惠长远”，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内容。

新政府的新政可以从六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在城镇化方面，推动棚户区改造，改变住的“二元结构”，推进转移人口市民化，改变人的“二元结构”，推进铁路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全覆盖，治理城市污染。

二是在服务业方面，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让服务业成为“最大就业容纳器”。国务院已出台或正在制定信息消费、养老服务、健康服务、环保服务、文化创意等政策文件。

三是加快金融和财税方面改革，为小微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金融改革方面，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放开市场准入，让民间资本建立金融机构，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财税改革方面，特别是要推进结构性减税为小微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四是市场准入改革。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能源开发、公用事业、服务业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五是推进新一轮的开放政策。未来5年，中国进口将达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超过4亿人次，如此大的市场，充满潜力与机遇。

六是行政体制和政府职能改革。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削减审批事项。

城镇化推进要循序渐进 打破二元结构

新华网：日前有调查称，20年来我国“农转非”比例仅增长了7.7个百分点，市民化进程缓慢。可以说，新型城镇化及其户籍制度改革是下一阶段改革的重要内容。您认为，我国城镇化迫切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思路进行？

辜胜阻：我国城镇化是一种没有市民化的“半城镇化”。完全的城镇化要使进城人口实现三维转换：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职业转换、从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移以及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基本上是三维转换一步到位，而我国大量进城人口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通过非农化成为农民工，但还没有市民化，这是典型的“半城镇化”。解决半城镇化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城镇化的具体内容。城镇化有五大要素：人、业、钱、地、房。新型城镇化只有围绕这五大要素深化改革，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

“人”是城镇化的核心。新型城镇化最关键的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转移人口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

“业”就是城镇化要有产业支撑、市民化要有稳定就业。产业支撑和转移人口稳定就业是城镇化的重要基础。要强化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促进产城融合，通过推动产业发展来提高城镇吸纳就业能力。

“钱”是城镇化的重要保障。钱从哪儿来，这个问题涉及到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解决城镇化“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要建立多元化的改革成本分担机制和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

“地”就是集约使用和土地改革中使农民利益最大化，这是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保障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权利，要让他们能够不放弃承包权，用好抵押权，能够用土地换股权，实现使用权的有序流转。

“房”是进城人口住有所居的关键。解决住房问题则要建立覆盖不同收入群体的多元化城镇住房供给体系，使进城人口实现安居梦想。

此外，城镇化的配套改革，除了户籍制度改革以外，还有土地制度、公共服务体制等一系列改革。人的城镇化要解决转移人“如何市民化”以及“人往哪儿去”两个问题。市民化=稳定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安居及生活方式城镇化。

首先，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要坚持渐进原则，如果以户改和土改一夜之间改变二亿多农民工的户籍，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将导致灾难性后果。

其次，户籍制度改革要采取“因城而异，因群而异”的分类指导原则，优先将拥有稳定劳动关系并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沉淀型”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要按照城市类型、经济规模和人口特征采取不同程度的户籍迁移管理办法。要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对于大城市，既不能关死城门，堵住农民进城，也不能一步彻底完全放开户籍。对于中小城市，要向进城农民工打开城门，鼓励其进城落户。对于县城和县城中心镇，则要敞开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城。户籍改革还要需因群而异，要分步重点推进解决举家迁徙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要优先把有稳定劳动关系、长期举家工作、生活在城市，有稳定住所、工作和收入，并基本融入城市的“沉淀型”流动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

其三，最重要的是，要加快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依据居住证向常住人口全覆盖。

其四，户籍制度改革还要与合理城市体系相协调。城镇化过程中解决“人往哪儿去”问题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市群，发挥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辐射作用，以大带小，把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纳入块状的城市圈内；另一方面要依托县城发展中小城市，提升其人口聚集功能，在有条件的地方将农村社区建成城镇化的末端，鼓励更多的人就地城镇化。

金改要先建立多层次金融体系 后推利率市场化

新华网：有专家认为，金融改革滞后于当前实体经济，您觉得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如何推进？

辜胜阻：我国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与高度分散的企业体系之间不相适应，企业体系高度分散，中小微企业占全国企业的99%以上，而金融体系却高度集中，国有大中型银行占据大部分信贷资源。由于受到银行“重大轻小”的规模歧视和“重公轻私”的所有制歧视，大量的民营中小微企业出现融资难和融资贵。与此同时，由于投资渠道不畅，大量的民间资本出现投资难，找不到投资出路，大量涌向房地产、高利贷等领域。解决这一问题，根本举措是让民间资本能够设立中小金融机构，构建和企业体系“门当户对”的金融体系，让大银行支持大企业，小微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与大型银行相比，中小型银行不具备竞争大客户的能力，可以专注于中小微客户。如此不仅能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困难，也有利于缓解大量民间资本找不到投资渠道的问题。

金融改革是先“主体多元化”，还是先“利率市场化”，有不同观点。我认为改革应该先“主体多元化”，先从供给端发力，然后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目前，金融领域，特别是在银行业领域，市场主体主要还是以国有大中型银行为主，民间资本主发起银行的比重非常低。在供给不充分的情况下，先行利率市场化将使银行处于强势地位，增强大型银行的定价能力，这对于面临融资贵的小微企业是不利的。因此，要先通过构建多层次的股权投资体系、多层次的金字塔型的资本市场体系、多层次的商业银行融资体系，先从供给端发力，来推进金融市场的主体多元化，在此基础上推动利率的市场化。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利率市场化才有利于缓解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严重的“融资贵”问题。

我国金融体系最大问题是服务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草根经济的草根金融、社区金融是最大的“短板”。金融改革的重心应鼓励民间资本进军此类金融机构，尤其是民营社区银行。政府需要在法律地位、市场准入等方面营造平等竞争的制度环境，并加强对社区银行等民间金融的市场监管，建立和完善社区银行等民间金融的存款保险制度、退出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等相关的配套制度，有效控制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