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和帝国的共生

早报记者 田波澜

“至少从宋代起，这个 中国 既具有 传统帝国式国家 的特色，又具有接近 近代民族国家 的意味。”这个“中国”既像现代的民族国家，又像传统的文明共同体。近日，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届思勉人文思想节专题讲演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如此剖析我们的国家认同。

宋代：

“中国”意识形成关键时代

2011年，葛兆光的专著《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在北京中华书局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后，引起学界和知识界诸多讨论，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等为此专门组织了专题书评讨论会。葛兆光在会上发表了专题演讲，也是他对此前中国认同问题的再思考。在他看来，有关“中国”的历史问题，既构成了现代中国面临的多重困境，也给中国学界带来一个世界级的课题。因为作为一个国家，中国既不能简单地用欧洲传统的“帝国”定性，也不能用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等概念简单比附，中国远比现在世界上各种国家都要复杂。

“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是：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 帝国 ，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 民族-文明-共同体 ？或者用现在一些人爱讲的（比如基辛格、马丁·雅克） 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 ，还是说中国已经是一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 民族国家 ？”

因此，在思勉节“ 中国 的历史形成与认同困境”的演讲中，葛兆光认为，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国”认同，最迟在宋代已初露雏形。“从秦汉到隋唐，这个 中国 始终是一个 帝国 ，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面并没有对等的 外国 ， 至大无外 。直到宋代，中国和邻居的关系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葛兆光认为，国家意识只有在“他者”出现之后才会逐渐成形。他指出，宋代的中国处在一个与多国交往的国际环境里面，产生了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我们称为“中国”的这种国家意识。

在《宅兹中国》中，葛兆光认为，自宋代以后，由于逐渐强大的异族国家挤压，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基础相当坚实，生活伦理的同一性又相当深入与普遍，政治管辖空间又十分明确。因此，中国民族国家的空间性和主体性，并不一定与西方所谓“近代性”有关。

在这样一个延续性大于断裂性的古老文明笼罩下，中国空间边缘虽比较模糊，但中心始终相对清晰和稳定，政治王朝虽变更甚多，但始终有清晰延续的脉络，中国文化虽受到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但始终相当稳定且层层积累，这使得“民族国家”相对早熟地形成了认同的基础。

近世中国遭遇三重困境

不过，宋代虽然是民族国家意识初步形成的时期，但中国从宋代以后就陷入了如何界定自我的三重困境。

第一重困境来自周边国家。

葛兆光说，宋以后，周边各国包括日本、朝鲜、安南等逐渐出现“自国中心”倾向，在文化上开始与中国分庭抗礼，这就出现了跟汉唐时代的“东亚”很不一样的“国际格局”，这使得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受到了来自周边的挑战。

“中国面对的第一重挑战就是中国和周边怎么界定，当一个国家 至大无外 成为一个大帝国时，倒没有必要界定自己，但是当周边国家开始分庭抗礼时，它就不得不界定自己。”

第二重困境来自西方世界。

明代正德年间一个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揭开西洋东进的序幕，中国从此被拖入一个不同的国际秩序中，中国历史被整编进全球历史。“可是当中国历史一旦被整编进全球体系里面，中国文化就要面临欧洲文明的挑战，这使得 天下 变成 国际 ，一个大帝国变成万国并立的状况。”葛兆光感慨说，“那么，到底谁的价值来支配这个世界？谁的秩序来统驭这个国际？这就是中国面临的第二重困境。”

第三重困境则是来自内部，即大清帝国版图扩大形成的内部问题。

大清帝国不再像明朝那样是本土十五省的汉族国家，而是成为满、蒙、汉、回、苗、藏共同的大帝国，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简单的民族（汉）和国家（中国）重叠。

葛兆光认为，满清帝国虽然带来庞大的版图疆域，但也带来庞大的统一国家里面复杂的任务和问题，如何处理内部的各种族群、各种地区对国家认同的问题构成了持续的挑战。

所以，“无论是历史中国还是当下中国，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葛兆光说，中国并非像欧洲那样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拥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它从传统中央帝国蜕变而来，又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影子，从而是纠缠共生的历史。

这样，“中国”就具有了两歧性：这个“中国”既具有“传统帝国式国家”的特色，又具有接近“近代民族国家”的意味，既像现代民族国家，又像传统的文明共同体，总是离不开“帝国”的影子。

“中国”虽面临挑战

但始终延续

作为历史论述，“中国”面临多重挑战。但是，即使如此，葛兆光仍旧强调，“中国”自秦汉一统之后始终延续。“中央区域相对稳定，从三代以后一直延续下来的文化主干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涵，从未被打断过；无论哪个王朝，即使是异族，都自认是中国，且坚持正统观念。”

历史上的文明推进和政治管理，使得这一以汉族为中心的文明空间和观念世界，经由儒家（理学）的常识化、制度化和风俗化，逐渐扩展，至少从宋代起，“共同体”渐渐形成，它是实在的，而非“想象的”。

从历史意义上说，“中国”是移动的“中国”，中心区域清晰，边缘不断变动；从文化意义上说，“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相当稳定，具有文化认同。因此，过分强调“解构中国”的论点，在葛兆光眼中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