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必须“最低容忍”

早报首席评论员 沈彬

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频频发生，如官员嫖宿幼女、校长与小学生开房、教师猥亵留守儿童等，一再冲击着社会的人伦底线，同时也突显了中国当下未成年人保护司法机制的“短板”。10月24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下称《意见》）。司法机关积极回应了公众要求强化未成年人保护的诉求。

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最高法有关负责人就曾表示将通过出台规范性文件、公布典型案例、业务培训等途径，指导各级法院进一步加大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的惩治力度，坚持“最低限度的容忍、最高限度的保护”。如今，最高法联合最高检等部门共同发布的《意见》，正体现了当初宣示的“最低容忍”、“最高保护”的原则。

首先，对国家公职人员性侵未成年人必须从重严惩。比如，河南永城市委办公室原副主任李新功先后强奸、猥亵当地未成年女性11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官员性侵幼女对社会造成双重伤害，既是摧残未成年人，又在伤害政府官员应有的廉洁性。所以，《意见》将国家工作人员性侵未成年人，作为七项从重量刑的情节之一，依法严惩。

鉴于教师、校长、幼儿园保安等屡将魔爪伸向未成年人，所以《意见》也将教师等“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的作案，一并列为从重情节。唯有严惩犯罪，才能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最高限度的保护”。

其次，《意见》解答了处理此类案件中的若干关键问题，实施从严推定，“举轻以明重”，体现了对犯罪的“最低限度的容忍”。

比如，明知是不满14岁的幼女，与之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但“怪叔叔”总会狡辩说：“不明知”对方是幼女。怎么办？《意见》对不满12周岁的幼女予以绝对保护，一律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对于已满12不满14周岁的被害人，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习惯等观察可能是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明知”对方是幼女。再如，“坏老师”在教室内其他学生在场的情况下，利用讲台、课桌遮挡，对学童进行猥亵，罪行令人发指。对此《意见》规定：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犯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场，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都算“当众强奸”，起刑点被提升为10年。

第三，《意见》通过创造性的能动司法，积极构建未成年人的保护网，但相关配套制度还要跟进，功夫还在法庭之外。

比如，《意见》规定：强奸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分子，一般不适用缓刑；即使适用缓刑，也可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期内进入中小学校区、幼儿园园区等场所。使用“禁止令”这一新型司法工具，对特定的危险人群做特殊预防，这是进步，但公安机关能否积极安排警力，保护“禁止令”完美实施？这才是考验所在。

再比如，对于监护人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意见》规定，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员、民政部门等可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监护人资格。如此规定，司法层面上的问题是解决了，但现实却是撤销父母的监护责任之后，鲜有地方民政部门能履行监护责任的。这方面还需要国家层面的统筹，逐步设立未成年人庇护中心，承担起社会抚养的责任。

要真正解决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频发的状况，就要构建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标准，积极预防犯罪、构建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机制。这次最高法等联合发布的《意见》，正在将中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从事后处罚，向积极预防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