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叫魏晋风度

张大春

韩剧欺人，到了家户为之善颂善祷的地步。有一出通俗剧，叫《绅士的品格》，一旦风行，岛上到处有人谈起各式各样的品格来。从绅士衍出，首及男人的品格。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敏感得鬼祟，一眼看见“男人品格”四字，就觉得这是女人抱怨出来的话题。“男人要有品格”不会是哥们儿之间的央求；而“男人没什么品格”则往往是姑娘们历经爱恨疲劳而得出来的共同结论。我不是姑娘，学不会从那样的角度同哥们儿作精神讲话，但是既然答应人要写一篇文字应景，就得说几句——这正是男人的第一种品格；说得伟大些，是重然诺；说得卑微些，是不赖皮。

首先我要提醒哥们儿的，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品格。

无论说与不说，男人的意识底层总潜藏着一种要比女人多担待些社会责任的心理。在媒体纷陈、众声喧哗的时代，这种事看来并不费劲，一旦有公共事务不得不参与喧嚣，便义形于色，大节凛然，不过就是在脸书微博上公干几句，毕竟是公的居多。不过，现代男人可能不知道：古代士子初出为官，涉身于公务，一定先用死雉（山鸡）作见面礼，拜见君长。为什么是山鸡呢？

“以雉为贽”的用意，就是因为雉这种野禽“不可诱之以食、慑之以威”，只能杀死，而不可生擒。换言之，那就是“办大事”的一种自许和自觉：必须抱着豁出一条性命去的决心执念，否则不要谈治国、平天下。我开宗明义地说：而今没有大丈夫，是因为这世界早就失去了以性命为誓的责任契约，不能以性命相许，男人通通小一号，没什么了不起。

其次我要提醒哥们儿的，是“没什么好计较”的品格。

晋明帝有一次问豫章太守谢鲲：“你自己说说；比之于中书令庾亮，你二人高下如何？”谢鲲的答复是：“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拿治术比节操，谁能分得出高下呢？可晋明帝是个死心眼，似乎在任何事上都要比先后、论高低，他也问过周顗：“有人拿你比郗鉴（按：王羲之的岳父），你怎么说？”同样的话，居然问过两次。

第一次，周顗的答复是：“郗鉴比我，看来多用功夫。”这话说得有些模糊。一方面可以说郗鉴比较努力做人或求学，一方面也可以说周顗以为郗鉴的天资略逊。无论如何，晋明帝还是拿同样的问题去问了郗鉴，郗鉴的说法则是：“周顗比我，更具备国士的资格。”晋明帝仍不惬意，回头再问周顗第二回，周顗简直不胜其扰，当场呛道：“陛下不须牵顗比。”一个“牵”字，点染多少无奈与枨触？

而“不须比”，正是士人们这种各适其性、各尽其性、各遂其性的认同，也是魏晋时代整个社会逐渐染习、养成的核心价值。身在这个阶层的男子于是更能够发现个别人物、个别事物的美好。

魏晋人物之中有一个名气远不及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的阮裕，字思旷。这人，请容我接下来介绍给众家哥们儿，他所实践而示范的，是“没什么舍不得”的品格。

在《世说新语·品藻第九》上，有当时人对阮裕的评价，以为他：“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众人之美。”

前四句里的“右军”是指王羲之，“真长”是指刘惔，“仲祖”是指王蒙，而“渊源”则是指殷浩。王羲之书圣风度，矫若游龙，世所共知，千古不疑，也就无须冗词赘述了。

刘惔和王蒙擅长言事辩理，俱为会稽王司马昱的门客，刘惔“为政清整，门无杂宾”堪为奉公守法的典型；王蒙“丹青甚妙，颇希高远”，以清廉简约而备受推重。这两个人非但以潇洒的风度、朴素的格调齐肩，死时都不满四十，还刚称得上熟男而已，堪说是当时名士的象征。

至于殷浩，从一个小故事便可以知道其人“思致”的清妙高明了。桓温打从年幼之时就与殷浩齐名，常有竞较之心，有一次忽然冷不防问了殷浩一句：“你比起我来，究竟如何？”殷浩当即答道：“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可是“兼有诸人之美”的阮裕又如何呢？容我再一次向哥们儿报告：即使这些周旋了半天古文的段子读来诘屈聱牙，尽想跳过，千万别错过最后这一则——

阮裕受王敦知遇，官拜上书郎，可是一心隐居，遁迹于剡中。他别无聚敛，倒是有一辆好车，任谁来借，从来不会拒绝。有人要为母亲举行葬礼，想向他借车，却不敢开口。他听说之后，就慨叹道：“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当下便把车给烧了。

哥们儿，我说句实在话：要学阮思旷的品格，还得从舍得做起。你，肯借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