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立文

英国当地时间2013年9月28日凌晨4时20分，英国艺术史家、汉学家、中国艺术的挚友迈克尔·苏立文先生（Michael Sullivan）在牛津大学医院去世，享年97岁。苏利文的助手赵潇女士昨天对外公布了这个消息。

就在一个多月前，这位20世纪第一个系统向西方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的西方人、“20世纪美术领域的马可·波罗”、西方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权威，还参加了上海书展，并造访了香港和台北。未承想，这次中国之行竟成了他与中国的诀别。

今年5月，世纪文景出版了苏立文的代表作《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两卷本后，出版方就在考虑，是否能再次邀请苏立文来华。其实，无论是媒体、出版方还是读者，都对苏立文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心，毕竟他已经97岁了，毕竟那几天是上海一年中最热的日子。

几个月后，这样一个愿望成真，苏立文还是来到他所热爱的中国，尽管他的朋友们大多已离世。苏立文“冒险”之旅的行程单上，不仅有上海，还有台北，他要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些画。

今年8月15日，上海书展迎来了本届书展年纪最大的嘉宾，牛津大学荣休院士迈克尔·苏立文。当天下午，离活动开始还有半个小时，苏立文已经到了讲演现场。他拄着拐杖翻阅现场陈列的图书，不停地向陈子善教授和止庵询问关于中国艺术家的事情。讲演活动开始前，主办方播放了一段与苏立文有关的视频，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他，看着幕布上年轻的自己和那些中国艺术家朋友们。

苏立文与学者陈子善、中华艺术宫副馆长李磊之间的对话持续了近2个小时，老先生一直坐在台上，回忆自己半个多世纪与中国艺术的渊源，聆听着另外两位嘉宾对他的理解。

活动现场的玻璃窗外是复兴公园——1949年之前的法国公园，那儿曾是画家刘海粟散步的地方，他的故居就在附近，当年上海画家们也在那儿写生。

活动结束后，苏立文应媒体请求，在一个小房间里接受了小型记者群访。此时，记者们才知道，苏立文午饭还没吃，就着咖啡和蛋糕，他又和记者们聊了起来。他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反而让记者拘束起来。

负责苏立文上海行的世纪文景总经理王蕾得知苏立文去世的消息，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也很担心是否与夏日奔波有关。

“赵潇女士说先生回国后状态很好，还谈及此次上海行颇好，甚至改变他以往对上海的印象，还念叨下次还想来。”王蕾说，“先生此夏到了上海，又去了台北。也许是心愿已了。”

正如苏立文在上海书展活动结束后的晚餐上所说的那样，白求恩是他的远房亲戚，结果他们两人都跟中国有如此渊源。

1916年，苏立文出生于加拿大，1936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建筑。苏立文印象中与中国艺术第一次结缘是1935年，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当年举办了中国艺术大型展览，许多从故宫运去的艺术品，引起了他的很大兴趣。

1939年，原计划去西班牙参加反佛朗哥政权的苏利文因偶然机会来到香港，然后加入红十字会，他开着卡车把药品运到重庆。1941年，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吴环。

苏立文与中国艺术家的友谊，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中叶的四川成都。在那里，苏立文的妻子吴环以她独特的方式开始为苏立文与艺术家搭着友谊之桥，也为他打开了一扇扇门，“否则我只会被视为一个老外而已”。这样，苏立文与中国艺术家打得火热，吴作人在他家的前廊上完成了画稿《青海市集即景》，苏立文还见到了张大千。

苏立文回忆，刚从敦煌回到成都的张大千，“在当地逗留了很长时间……我在成都见到他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艰苦的条件下居然还有辆私家人力车。环和我获得了他的部分作品，包括一幅他在敦煌石窟临摹的壁画作品。一些年后，我们更成为了好朋友。”

在成都的流亡艺术家中，以画家吴作人、小丁（丁聪）、庞薰琹，雕塑家刘开渠，漫画家张光宇等为首，组成“现代美术会”，并于1944年在华西联合大学举办首次展览。这次展览上，丁聪的漫画《现世图》，因是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作品，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要求撤展。苏立文和吴环悄悄把画带回家中，后转移到美国，现收藏在堪萨斯大学的博物馆里。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这批艺术家旋即收拾行装，展开漫长而又迂回的旅程，回家去寻找更美好的新生活。可是，他们的梦想转眼便被恶化的经济和内战碾碎。1946年初，苏立文和妻子吴环离开中国到达英国，获得奖学金在牛津大学学习艺术史，“在那边我们还能继续收到这些艺术家朋友的信件。来自庞薰琹和他的画家太太丘堤的来函，描绘了令人心痛的图像，他们因国民党政权溃败以及动荡的时局而渐渐失去希望。”

在这些来自中国的信函中，朋友们一直鼓励他写一本关于20世纪中国艺术的专著，“虽然我所有在中国收集的研究笔记都在一列英国的火车上被偷了，但庞氏（画家庞薰琹）却仍不厌其烦地向我提供现代中国艺术史的重要资料。他一方面指引我一些必须留意的青年艺术家，更说出我们必须注意一位最有前途的青年艺术家——赵无极；另一方面，又广泛在他的圈子中为我们争取帮忙。此事却意外地使得江南派首屈一指的文人画家黄宾虹——一位我从未亲自拜会的画家——送给我们一幅非常精巧的袖珍山水画，它被小心翼翼地折叠在信封内，从上海以空邮寄送。”

1959年，当苏立文的西方同行还认为中国现代艺术不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课题时，苏立文出版了《20世纪中国艺术》一书，这是他的首次尝试，他也由此成为西方首位系统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的学者，开始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1961年，他写出了《艺术中国》，这本书至今仍是西方了解中国艺术的最佳读本，耶鲁和牛津大学指定它为中国艺术史的入门教材。

1949年后，苏立文与这些中国朋友的联系相继中断，他在那些美好的中国回忆中试图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中国艺术。1952年，苏立文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66年，苏立文迁至斯坦福大学，出任该校东方艺术系主任一职。在斯坦福期间，1967年，苏立文为张大千在斯坦福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引来美国西岸海滨地区的华人围观。1973年和1975年，苏立文先后两次来到中国，“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当时曾向人打听我们那批在成都认识的艺术家朋友，所得到的答案是他们都生病了，或者是已经 下乡 。事实上，有几位当时仍在北京，而且也知道我们回来了，不过却被禁止与我们联系。”

一直到1979年再度来华时，苏立文敏感地发现中国的社会气氛变了。在一次晚宴上，发现围坐大圆台的有庞薰琹、吴作人、小丁、郁风和其他几位老朋友。“庞氏坐在我身边，明显地非常激动，大部分时间都拉着我的手。酒过三巡，庞氏在我多番的鼓励下，才慢慢重拾多年没有运用的法语，跟我讨论中国艺术在1946年被打断后所经历的波折。”从那以后，苏立文与中国老朋友重新往来，并开始重新关注197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艺术。

对于肇始于198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苏立文说，“1980年代是艺术最激动人心，最有创造力的时期。在1980年代初期，艺术的屏障、阻碍、封闭，都刚刚打开，艺术家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旧的打开，新的又刚刚来到，最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所以有很多精彩的、有意思的作品创造出来。”

1997年，经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凝聚苏立文毕生心血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英文版正式出版。这本书以60余万字的篇幅，360多幅精美插图，全景式地描绘了20世纪中国艺术在西方艺术和文化影响下的彷徨与新生。这部巨著中文版今年5月由世纪文景出版。

作为西方几位公认的通晓中国艺术的大师之一，苏立文的独特性不仅仅在于他能提供的学术视野，他的中国经历也令他成为一位独一无二的中国艺术亲历者。苏立文的传奇经历，使他成为西方世界撰写现代中国艺术史的不二人选。

《艺术的故事》作者贡布里希爵士认为，作为20世纪中国动荡艺术史中某些最富戏剧性以及最悲惨经历的目击者，苏立文教授是向西方读者阐释这些重要发展的独一无二的“适格者”。

2012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大展，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这样评价此次展览的意义：“对于研治20世纪中国美术历史的中国同行和世界同行而言，苏立文先生是一个代表性的学术标杆，也是一位受到普遍赞誉的学术长者；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而言，苏立文先生更是一位中西艺术与学术交流的先驱和使者，他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关系，构成了20世纪美术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

1990年代以来，上了年纪的苏立文仍常来中国。苏立文收藏有大量中国艺术家的画作，但他收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并不是为收藏而收藏。他已立下遗嘱，他去世后，这些个人收藏将全部捐赠给牛津大学博物馆。他的妻子吴环于2003年去世。

文/石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