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机农业的“曹孟德”

熟读三国的藤田和芳说：“关羽是我最敬佩的人物。可是，能成大事的还是曹孟德啊。”有机农业在中国的发展，也需要这样兼具理想情怀和理性精神的人“说曹操，曹操就到”。

曹东勃

《一根萝卜的革命》

[日]藤田和芳著

李凡 丁一帆 廖芳芳译

三联书店

2013年6月第一版

204页，28.00元

最近，一本名为《一根萝卜的革命：用有机农业改变世界》的书，因其作者、日本守护大地协会有限公司董事长藤田和芳的访华，成为各主流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掀起了一股有机农业的旋风。在更早些的199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还曾译介过藤田先生的前辈、日本农学家福冈正信的《一根稻草的革命》。如果再加入温铁军先生的高足、中国人民大学石嫣博士2012年所著《我在美国当农民：80后的“插队”日志》一书，便可构成一个阅读系列，足以管窥有机农业的历史演变与当下形态。

在此前的《什么都能吃，什么都不敢吃》（《上海书评》2013年7月14日）一文中，笔者曾谈到，有机这一概念是作为对抗机械论、还原论的内生力量，在十九世纪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思潮。以工业化为主动力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赋予人类强大的物质工具，也彻底激活了人类改造世界的无穷野望。鲍曼把人类的这种建构本能形容为造园（gardening）冲动。人人心中有一个“造园梦”，梦寐以求成为自己理想国的总设计师、总园艺师。造园的要旨，就是培植和抚育那些符合园艺师心中“理想类型”的鲜花，剪除那些非主流、边缘化的杂草。当目的的一元化逐渐湮灭了自然界的多样性，并将之化简为截然对立的二元世界后，人类行动的首要问题就自然变为判断“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大抵如此。人口爆炸以来的农耕史，不过就是人类绞尽脑汁利用地力、提高农作物产量以养活自身的历史。现代化的介入，产生了改造传统农业的要求，亦即农业的合理化或理性化，体现为大地园林化、操作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良种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和农村工业化。如同机械论、还原论进入其他一切领域一样，以“科学种田”之名，凭借对自身理性的自负，人类将自身的秩序加诸自然的秩序，开始了人对自然的改造、规制和立法。在这一大背景下，除草和杀虫，成为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两个关键步骤。人们将凡是可能影响收成的昆虫均看作“害虫”，将几千年来一直与农作物共存共生的其他植株视为“杂草”。因此，必须要扫除一切从人口夺食的害人虫，必须剪除一切同粮食争夺养分、水分和阳光雨露的杂草。这既造就了农业产量的增长奇迹，也在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农业的“工艺流程”，大量人力被投入这两个环节。

笔者曾向上海郊区农村一位1970年代曾担任过生产队长的老农请教过1949年以来当地农业耕作方式的变化情况。据他介绍，上世纪五十年代仍然沿袭传统的耕作方式，主要依靠人力和牛力，使用人畜粪便堆肥。在大饥荒之后的六十年代，开始增加种植密度，并配置了一些小型农用机械。七十年代则成为重要的分水岭，粮食单产有了大幅提升。根据历史知识推断，原因大概有三：一是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二是中美缓和开启了美国对华农机化肥及部分相关生产链的大规模引进，三是以超强的劳动强度在一些适宜地区空前绝后地推广三季种植（大抵是拜“广积粮”指示所刺激）。八十年代后，农机、化肥、除草剂、农药的使用量都呈快速上涨之势。中国开始初尝现代农业的甜头，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差不多同时期的美、欧、日等国，相继爆发出各种生态危机，正开始对现代农业过度依赖化肥、特别是滥用除草剂和农药的负面效果进行反思，掀起了一场有机农业运动。

如果仅仅把有机农业运动当作一次发生在农业领域的部门革命，未免低估了其意义和影响。这场脱胎于1960年代席卷全球的青年反抗浪潮的运动，剑锋直指现代化以来，特别是在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下放大的“现代经济增长癖”。罹患这一顽疾的社会，不惜以耗费土地的自然生产力和破坏生态为代价挖掘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的增产潜力，将现代商业中完全的利润导向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模式植入传统农业，让原本具有多种功能、提供多样化产品的农业在价值和功能上趋于单一。

《一根萝卜的革命》的作者藤田和芳青年时代曾目睹日本经济高速成长过程中累积的诸种社会病灶，从1956年的水俣病到1960年代的大气污染再到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也见证了日本本土农业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式微，本国农产品自给率的下降和农村活力的衰减。这使一批如他一样在1960年代热衷于改变现实的青年学生，在运动失败、热潮冷却后，期待着能在改变社会环境、复兴第一产业方面有所为。当时的他们，既反感于政府的大而无用，也不愿屈服于附庸政府的大企业集团，于是另辟蹊径地做起了社会组织，建立了守护大地协会。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守护大地协会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农协（日本农业协同工会），也不同于生协（日本生活消费合作社）的第三条道路，致力于创建生产者与消费者平等交流的平台。

守护大地协会从生产现场、流通过程与消费现场三个环节，为有机农业在日本的推广奠定了基础。站在农业生产者角度，让已经适应现代耕作方式、被农业机械化解放的劳动力放弃使用农药和除草剂，坐视病虫害不理或依凭人力拔草，显然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智慧的失效，相反，可以利用病虫害的天敌、拮抗作物和轮作等方式，在现代农业的生产现场植入有机农业的种子。

由消费者的立场来看，要说服被琳琅满目、清洗干净、包装规整的超市所俘获的家庭主妇重新接受带着泥土和虫眼、形状各异的“原生态”蔬菜，也有着相当的难度。尽管随着有机农业技术本身的进步，病虫害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有机农作物的外观也大为改观，但与经过超市精良包装过的同类产品相比，仍不免“相形见绌”。当消费者的口味被人为地规训与教化之后，他们对食品优劣的鉴赏能力也变得极度肤浅刻薄：他们追求雪白的馒头、鲜红的番茄，懒得在干净的厨房里对农产品再做进一步的清洁工作，最好不花时间，少动手，还能物美价廉。在如此刁钻的消费者需求之下，催生出保质期长、易于远距离运输、外观漂亮的蔬菜瓜果也就不奇怪了。因此，也需要向消费者倡导新的价值观，让其了解蔬菜的成长过程、农田的生态环境、接受有机农产品在表面上的某些瑕疵，认识到其深层价值并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最为关键的是流通环节。在搞定生产者与消费者两端之后，如何让农户辛辛苦苦种出的有机农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使物畅其流，这是有机农业倡导者所发挥的最为重要的组织市场的作用。是的，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少有完美的、自发的市场秩序。市场中总是充满了大大小小的组织和集团，或由消费者、生产者自行组织，或由政府力量牵头搭建，这些林林总总的市场组织，如同十字路口的交通协管员，参与整个市场秩序和定价体系的构建。对有机农业这种起初必定面向小众的产业，往往也都经历了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市场扩张过程：自建配送渠道，通过会员制的结构，实现内部包销；继而扩大服务范围，建立若干配送站，集聚产销双方；进而打入零售渠道，与百货、超市协商谈判，实现“农超对接”和有机认证。

守护大地协会在人多地少的日本所经营的有机农业，与石嫣的《我在美国当农民》一书中描摹的美国的大农场式有机农业，颇有相通之处。在后者那里，有机农业被具体化为社区支持农业（即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与守护大地协会共享的理念是沟通农村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使二者彼此承诺、风险共担。在工业化伟力创造的食品帝国中重新锁定人与土地、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将繁杂的食物链精确地化简，让建立在廉价石油基础上的漫长的“食物里程”得到压缩，使能源密集型的农业运输系统重归简单。这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农产品（主要是蔬菜和水果）的种植期，农民去联系当地消费者，在收获期，农民将消费者预定的份额运送到特定地点；二是有消费者自行组团，联系当地的近郊农场实行集中采购。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让“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异劳动”被具象化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人格化的信任关系。只有重建这种信任，工业化、全球化体系下“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经济模式与通过货币作为媒介的冷冰冰的交换关系才能有所“回暖”，市场经济中的“杀熟”悖论与“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也才有望得到缓解。

有机农业的他山之石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中国是否也走到了推行有机农业的时点？想必这是中国读者阅读此类书籍时都会有的想法。基于近年来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和中部地区一些农村调研时的所见所想，笔者对有机农业的中国前景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

我的乐观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的农业生产者和农村生产经营体系正进入前所未有的重构与调整阶段，这势必将带来农产品供给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由于城镇化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人地关系矛盾极大缓解，不仅东部发达地区，即使中西部一些地区，也已形成若干专心务农的种田能手通过土地流转进行实际上的规模经营的局面。规模做大之后，收益会相应有所提升，接下来的竞争，必将是品质与特色的较量。第二，中国的城市消费者已经切身感受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他们在年复一年的食品危机事件中早已噤若寒蝉，今后的他们将不仅追求吃得饱，更要追求吃得好、吃得健康和营养。这种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必将对农产品的供应产生诱导。看一看上海郊区每到草莓红了、葡萄熟了之后，从城市开往农村的各种自驾采摘一日游；看一看已在城镇定居的郊区农民的子女，每逢周末举家出动回到乡村，从父母那里装满土鸡蛋和各种新鲜时蔬；当然，还有不用看也可想象得到的农民房前屋后自留地里的“双轨制”作物——那绝对是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绿色农产品，这年头但凡有几个农村亲戚，逢年过节从他们那里得到这种馈赠都被认为是最高的礼遇。上述种种，让人不得不惊叹于中国的有机农业的巨大发展潜力。事实上，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发达地区的某些农村已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在现代农业的架构内和土地规模经营的基础上进行生态化轮作、休耕、施用绿肥等有机农业的耕作方式。与1960年代大饥荒前后刘少奇等领导人倡导多种经营的权宜角度不同，如今农村的多种经营实践带有更深远的永续农业的指向。政府成为有机农业或具备有机农业因素的现代农业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在以往是不曾有的。

然而，也有一些因素让我对自己的这种乐观有所保留。其一，农业的经营规模、劳动强度与有机农业的推广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较大经营规模往往对应着较好的农田基础设施和机械化水平，同时也伴随着农药、除草剂、化肥对劳动力投入的替代。如果缩减经营面积以展开有机农业的试验，除非以较高价格来弥补产量上的损失，这种小规模而高价格的农产品必定以优良品牌作为支撑。那么，这一品牌如何确立？谁来充当小农户经营有机农业的第一推动呢？其二，有机农业的生产经营主体的自主性或付之阙如。有机农业是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实践，仅靠商业利益的驱动，搞不成有机农业，但只凭一腔热血，在一个价值体系日益碎片化的变革年代和转型社会中推行有机农业，也无异于痴人说梦。要强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自主性，关键在于巩固其自身与土地的密切联系，不只是把土地视为创造收益的生产要素，更是情感所系的精神家园。而这在承包权和经营权二分前提下的土地流转格局中，还存在一定的障碍，如何稳定土地的实际耕作者对于土地的地权预期，进而防止其对土地进行掠夺性开发？一种新的但并不鲜见的模式是，外地农民大量进入本地，替代了本地农业劳动力，承担起供应本地农产品（主要是蔬菜瓜果）的重任，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又如何期待这些在这座城市中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农民农”（相对于农民工而言），能够本着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进行有机农业的耕作？此外，当政府越俎代庖地介入农业生产过程后，农民自主性何在？不少农民说，现在只有两类人能把地种好，一是耕作经验极其丰富的老农，二是一点经验没有的新手，只要他“听话”。听谁的话呢？无非农技人员和政府中的农业部门，在他们的指导下耕作。对这部分听话的人来说，在农业经营过程中所带来的收获和喜悦是否有自足性的价值，不得而知。其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面临国外低价农产品的冲击时，保持本土农产品价格就已殊为不易，又何谈保护本土农产品的有机品质？这一点无论是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还是在目前热炒的TPP（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中，都成为各大国谈判争夺的焦点。

当然，办法总比困难多，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熟读三国的藤田和芳说：“关羽是我最敬佩的人物。可是，能成大事的还是曹孟德啊。”有机农业在中国的发展，也需要这样兼具理想情怀和理性精神的人“说曹操，曹操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