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雁
又到教师节，尊师方式问题又成热门话题。家长们纠结于要不要给老师送礼，社会上则充斥着关于“师德沦丧”的议论。
送礼是个技术活。笔者有两位朋友，分别是一名初二学生的父亲和一名小学四年级学生的母亲。他们的“送礼经”可追溯到自己的孩子进幼儿园时。这位父亲朋友说，给老师送礼早已成为家庭财政的预算支出，特别是春节和教师节，又因春节正值放寒假“不太方便”，教师节便成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
“孩子上幼儿园那会儿，流行交通卡，一般只送两位带班老师，每位300元。孩子上小学后，OK卡开始流行，班主任加其他两位主课老师，每位500元。初中以后，主要还是送三门主课老师，但OK卡的面值得涨一涨，尤其是平日里有较多沟通的老师。”这位父亲说，他其实并不喜欢用OK卡送礼的方式，认为太俗：“我也想送点小礼物，但平时跟老师沟通太少，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OK卡的好处在于他们能自由发挥。”
到那位母亲朋友需要向孩子的老师送礼时，OK卡已成为不二选择，一般分500元和1000元两个档次。“我都送1000元，而且只送班主任。其实我的孩子生性乖巧，成绩优秀，很多朋友都认为我不必再送礼，但我想想，也许别人都送，我也有这个条件，送就送吧。”
这是典型的从众心理。送礼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有有求于老师的家长才会送礼。我是为了有难处的时候自己好开口，比如我孩子容易感冒发烧，我送了礼，到了需要向老师请两节课的假去打点滴的时候，就不那么难开口。”这位母亲再三表示，自己从未因希望老师给予孩子特殊照顾而送礼。那位父亲送礼的理由就更有“大爱”了：“公立学校收费低，老师们收入有限，我经济条件尚可，就表表心意。”
送礼有没有遭遇过拒绝？这位母亲有过一次让她至今都要对老师竖大拇指的经历：“有一年我给一位老师快递了贺卡，并夹了一张OK卡在里面，结果当日就接到老师的电话，很生气地对我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当日孩子回家给我一个封好的信封，说： 老师说这是你妈妈要的东西。 这位老师那天还送了我孩子一个U盘。这种老师我永远敬重她。”
可见，正能量还是有的。无独有偶，笔者母亲有位朋友的女儿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她说逢年过节收到的OK卡可以打扑克。她妈妈劝诫女儿：“你还那么年轻，不要收这些东西，你收下它，那些家长心底反而看不起你，真要收下对老师的谢意，可以等孩子将来毕业了，象征性地收一件小礼物，哪怕只是一张孩子亲制的卡片。”很多朋友说，这是一位有远见的母亲。
就在众人呼吁教师节不能成为收礼节，并谴责部分老师收下贵重礼品行为的同时，也有人提出“送礼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涉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以及如何用现代职业意识审视给教师送礼这一行为。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名作《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更通俗地讲，就是“小圈子”社会。在那个私塾的年代，老师的收入全靠学生家长量力而行。彼时，给老师送礼不是贿赂，是正常收入的一部分，是学费，也是人情，表达学生对老师的尊敬。而中国最伟大的老师孔子，也曾明着要学生们送给他腊肉。
而今，当代中国已非纯粹的熟人社会，教师成为一种现代职业，教师的收入就是薪水。教师与家长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已经祛除了熟人社会的色彩，理应只是简单的职业关系。在我看来，家长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很冷漠，教师为自己的职业负责，为学生提供知识和教育服务，向校方领取相应的薪水，仅此而已。在现代社会，教师不应该因为家长不送礼而抛弃职业精神。如果教师收受大额钱物，性质很明确，那就是受贿，本质上和贪官受贿没有太大的区别。而送礼的家长就是行贿。可以说，教师不应收学生及家长的大额钱物，已经是当今文明世界的一种基本准则。
比如，在香港，给教师送红包或教师收红包，会被廉政公署请去“喝咖啡”。笔者的一位朋友，早年在香港读研，曾给他的导师送去老家制作的几根香肠，导师收到之后，第一句话就问：“有没有超过200港币？”
不过，上文提及的那位父亲朋友为老师们抱不平：“整个社会送礼成风，道德退化，为何要求老师独善其身？”在他看来，要解决教师节送礼的顽症，一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大家都挤破头进重点学校，才有寻租空间”；二是提高教育经费投入，保证教师的体面生活；三是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为什么孩子越小，送礼现象越多，到大学反而不送卡了？就是因为信任危机，家长们认为，只有通过送礼，与老师有了私交，才能让老师格外照顾自己的孩子。”
要解决以上三个问题，似乎已经不是家长或老师力所能及之事。
(作者系媒体人士）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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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